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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marzo 《物权法》与违宪 巩献田算不得一个精明的书生，这一点从他前阵子被刚刚实现了知音姐姐风格大复辟的《南方周末》摆了一道就能看出来。《南方周末》是多么民粹多么草根多么代表了时代精神啊（排名不分先后），管你实际姿态如何，反正只要你在焦点论战的阵营中是弱势一方，那就千万别指望它的主动来访能给你加什么分。当初何祚庥发表“谁让你矿工生在中国”论时，《南方周末》的采访几乎通篇都是强忍着心中巨大的笑意完成的，自始至终不动声色地掐着老何的脖子发问。果不其然，“压力面试”之下，实诚的老何把一肚子笑话都抖了出来，丝毫没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鲜明指向性和高明的诱导性。（当然，也活该他求真不求善，既然那口“真话”已犯众怒，那么墙倒众人推也怨不得谁。）没多久的功夫，老巩的公开信出台了，《南方周末》立刻投身汇入到论辩的大潮中。这次毫不例外，又站在了“布尔什维克”这一边。事后巩献田怒火中烧地说，这次报道歪曲原话的地方太多，《南周》的记者小朋友太卑劣寮！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注定要当选2006年度十大名言警句之一的“我觉得人不能无耻成这样”。不过老巩的话也不能全信，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也不清楚。
然而老巩最不精明的地方还不是他的过分实诚，而是是立论迂阔。整封公开信里，“违宪”已算是最时髦的罪名，剩下的无非是“违背社会主义精神”这类四项基本原则发言人的措辞。前者纯粹搞笑，高考不公这等最关乎国家未来的违宪都没啥下文，呼之欲出的《物权法》又岂可能因为虚无缥缈的“违宪”二字被毙。后者则被北大未名的网友评论为“比死尸的肚皮还要干瘪”。可不是嘛，当年我一学经济的同学的老师去开会，会上有人纠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闹腾了半天，结果这位老师慢腾腾走上讲坛，掷地金石地说，各位，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尚且已显迂阔，八十年代初的“资社”之辩出现在今日这严肃的《物权法》法理学争论之中，未免也太不搭调了。通常而言，当前中国的公共争论，一般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纯粹就事论事、学术性的“费厄泼赖”讨论，少见透了。第二层最常见，直接借论题讨伐论敌的人品，最后沦为个人品格的党争。第三层则臻于最高境界，一般用作大绝招，要慎用的，那是文革式的政治立场大讨伐。老巩此前埋头做他的法理研究，两年多隐忍不发，结果一出手就是这般惨烈的大绝招，民法同仁能吃得消嘛。这还不算，老巩还玩起了万民伞，声称他家乡十万乡亲都支持他。我的亲娘咧，这究竟是哪儿的学术讨论，居然还要掐群架？
不过，别光被“迂阔”蒙了眼，老巩可以迂阔可以玩群架，我们却不能光被反感左右了理智。《物权法》的确有问题，这一点当初讨论订立《物权法》的时候我就隐约感觉到了。我不学法律，无法说得很严谨很准确，但是《物权法》出台，谁获益最大呢？我看不用多想，肯定越有钱越希望把自己的“物权”合法化。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些最支持把个人财产归属正义化的人，究竟为啥要那么猴急咧？按照普通地球人的理解，肯定有鬼。事实也的确如此。谁也不会相信在我党的英明领导下，媒体们抖出的那些侵吞国有资产案居然都是胡说八道。如果侵吞财产真有那么普遍，那么按照《物权法》里搬用自西方法律的“善意接收”条款，老子侵吞了一亿国资，转手馈赠给老朋友，或者低价卖给了老朋友，那么等他日追查下来，这批国资将是我老朋友的合法财产，因为他怎么知道这批货是老子侵吞的国资呢。
很显然，《物权法》在有序社会里是必要的，因为经过一番社会财产的再分配后，必须以立法形式把这种再分配结果合法化，并且固定下来。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再分配仍在进行，这个时候把再分配的阶段性成果合法化，最开心的肯定是洗钱中介和侵吞国资的实际得益人。不把这些人给清算了，《物权法》就肯定变成一部恶法，或者干脆“草根”点说，disaster。当然，这些话最好应该由民法专家自己来说，让我这个外行说，或者让迂阔的法理学家巩献田先生来讲，都不是很合适，也不是很有用。 09 gennaio 闷骚才是第一传统美德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君子安贫乐道。”
这些类似的话充分说明所谓传统道德的精髓，并不是仁义孝弟、内圣外王，头一件事先得是修己身，而修己身的第一要务，是要学会闷骚。闷骚的理论基础，在我看来是一种没落贵族的颓废和自负：老子牛气过了，牛气的时候，那牛的境界，你们连想都想象不到。但是老子现在不care这个了，老子要的是精神，要的是“不器”。人不知，贫窘，都不算啥，老子困厄着，但老子依从根儿上蔑视你们。
所以根本上，这个谦恭的“人不知而不愠”，其实内在精神充满了傲慢的因素。老夫子最重视的就是一种境界——看书要看到把书拆碎，听音乐要听到忘记肉味——用这样一种远远高乎常人的生存境界睥睨俗尘：你们且可以在一切领域牛逼着，但至少老子牛逼的这些个领域，你们光着脚丫子都赶不上来。 但作为境界的组成成分，这种自得又不能俗不可耐地到处张扬。所以闷骚最好：连说都懒得跟你们说，老子就只是这么自顾自地牛逼着，闷骚着，啦啦啦啦啦。于是咧，说到底，传统道德就是用这种外在表现上的谦恭和内在精神的倨傲维持了独立人格的稳定性，使自己的精神不至于在任何一种个别姿态的保持中累垮了身段，撑散了架。 31 dicembre 搞笑贴罗素在《人类的认识》里写了首搞笑的诗
他又说，“这种摇摆不定是科学历史的主要特征。”
随手改一改
——这就是考试综合症的产物 26 dicembre 百无一用是书生“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个论断自从进入文明史后就再也无法动摇它的基本正确性。人类历史——如果我们把它的细节忽略，仅仅粗放地认为是一直进化着的——说到底就是一部各领域不断细化、专门化的历史。初起时巫师是大佬，掌天地执人事，要观天象卜未来，要尝百草治百病，要传神话诵历史，要祭鬼神扬君权，一切上层建筑的从业者都得同时是巫师。然而很快情况就变化了，巫医分离，巫史分离，巫礼分离，巫政分离，这一切在中国的转折点发生在商周交替之际，在西方发生得很可能更早。职业的读书人很快又从史、吏中分离出来，他们开始从事一种坐在书斋里读书静思的职业，这个职业的可塑性体现在进可以为官退可以治学。但是大巫师时代那种全知全能的角色，再不是他们所能复制的了。
07 settembre “以学术为业”的困境不朽的思想巨人Max Weber在《学术与政治》演讲集中说：“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凡是涉足相邻学科的工作……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充其量只能给专家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受个人眼界的限制，这些问题是他不易想透的。”
这就是一个世纪以前对此后学科专业化趋势的预见。全才终究要成为历史。差不多就在二十世纪初，各个学科都迎来了该学科最后一位“全才”，此后便是风起云涌的专业化和藩篱化。与此同时，学科间的交融又是另一个趋势。这意味着，你可以打通各个学科，但最后必须在某一个学科上认认真真做出实打实的成绩。你可以到户外去周游世界，采撷原料，但最后的成品只能在自己家里的作坊中完成。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生平以社会活动家自豪，写过极有分量的美国外交政策述评，水平甚至超过专业研究人员，但是到头来把持了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不买他的帐，就是不承认他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学者。在这个时代，半路出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不同于自然法时代，如今的半路出家不再是漫步在野草小径上，突然心血来潮便拐入歧途，领略别样的野花。今天以学术为业的人们，倘若要想半路出家，就必须首先翻越本学科的大墙，然后再从其他学科的大墙翻进去。这简直是太危险了。
我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彷徨着，始终在各个学科的门前徘徊踌躇，不知应该去哪扇门里。大一的时候，出于对自己所在专业的不满，我想可能换一个地方更好些，于是拼死拼活读基础课的同时，还杂七杂八地念经济学读物。转系的时候通过了第一关，等到六进五的面试时候，发生了意外。尽管我自以为发挥得还成，但最后被淘汰的唯一一人却就是我。我的人格很刚性，所谓刚性就是缺乏屈伸，缺乏弹性。这个事情无疑很丢人，因为当时我用尽全力，在年级里排名第一，然而千年之功毁于一旦，这给我的自信心打击很大。事后我的分析是这样，我完全不应该在面试时说自己最欣赏汪丁丁，因为这位先生在业内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还很犯忌，一面犯着经济学常识性错误，一面在公共媒体上大谈哲学与智慧。这就很尴尬，因为人家乔姆斯基起码在语言学上是公认的一代宗师，这样子往外专业跨出一脚都很难获得认同，何况汪丁丁这样在业内都没有公认口碑的呢？这给那些老师的直接印象就是我这人爱胡吹，成不了大器。当然归根结底是因为我没有花时间好好研究他，完全上了他在《读书》里胡说八道的当。我为自己的优柔和不清醒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的阴影延续至今，我始终抬不起头来。
但前面的浪头还没过去，后面的海啸又跟着到。就这几天，我就必须下定决心去那个教研室了。我很犹豫，非常犹豫。为此事我简直天天掉头发。大一的悲剧还在眼前，由于那次失败，我高中三年积累起来的远远超越了同龄人的经济学背景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洞见力变成了一个笑话，最重要的是，学术野心也一同被砸碎了。此后的四年中我把它们全部忘了个一干二净。如今，假设我去了一个非常繁忙操累的教研室，并最终以此为业，我很可能将会遇到更严峻的问题：忙禄得把前二十年积累起来的所有文史哲背景都扔掉。但如果我去了一个有足够时间兼顾我的文科兴趣的二流教研室，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如同韦伯所说，在学术上一事无成。如果我宁可在学术上一事无成，转而找了一个清闲足暇的工作，平日潜心研究我的兴趣，那么封了顶，也就只是一个“民间学者”。所谓民间学者，其实跟黄半仙、赛仙姑差不多，说穿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之辈。这类人或许会跟施宾格勒一样有些创见，对人类产生好的贡献，但几率很小，往后还会越来越小。
我和韦伯一样深深怀念着自然法哲学时代，那个时候学术不像今天这样层层分支，壁垒分明。所有最智慧的人物，都同时是几个领域的大师。然而这种僵尸式的古代迷恋是病态的。我必须迎战未来。这是怎样的一个刚性、甚至脆性的人，却不得不举步维艰地尝试专业化学术，这令人担忧。我或许还没有迈出第一步，便瘫倒在自制的重重压力下。
卡夫卡对我的影响的确太大，但这不是他的错。我接触尼采更早，但卡夫卡却更得我心，一下就让我深深着了迷。说穿了，我本质上就更接近于卡夫卡——神经质、脆弱、饶舌，观看世界的眼睛，都高度地惊恐和疏离。 13 agosto [断想]七夕问题卡夫卡流
起先的二十年里，出于不可抗拒的幽怨与相思，牛郎与织女成天无精打采地度日，单为了盼望七夕的到来。在那一天，他们习惯性地抱头痛哭，抚摸对方潮湿的脸。他们的孩子在这不幸与痛苦中一天天地成长。渐渐地两人开始淡忘这种相思：织女发现自己不得不费尽心思地管理一个庞大的织造企业，牛郎的儿女结婚生子，三世同堂使他的生活嘈杂拥挤，两人都再没有空闲来思念。七夕是他们一年中唯一的假日——既然西王母规定了这一天的作息计划，那就不如干脆带齐满堂的儿孙，一起上鹊桥摆酒聊天，就像久别的老友一样。一百年后，这相会已然变成这个家族的内部聚会，爱情，完全成为了年轻一代的事情。但是终于有一天这种定期的相会演变成了一个不朽的品牌，地上的人们仰视着这对鹊桥上的情人，将这一日当成一个盛大的、纯粹关于爱情的节日。作为这个盛大演出的男女主角，牛郎与织女不得不花上一整年的时间筹备衣着、发式、会面时的对白以及拥抱时的每个动作细节。在七夕那天，大幕拉开，大片《鹊桥相会》激情上演。这样过去了一千多年，著名民俗品牌“鹊桥会”依然魅力不减、口碑甚佳。但在品牌衰败以后，当他们的相会不再有人关注，他们该怎样继续经营这个早已被天意注定了的相会呢？目前两个人都还没想好。 卡夫卡流-版本2
没有人知道谁创造了世界，但这个创造者却规定了，天上与地下的时间进度并不同步，具体来说就是天上每过一天，地上便是一年。 牛郎与织女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他们被裁定一年只可以在喜鹊搭成的桥上相会一次，但遗憾的是没有说明到底“天上”的一年还是“地下”的一年。两人向天庭申诉，对此天庭觉得很为难。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按照地上的时间来执行这一判罚。
牛郎欲哭无泪，他不得不操劳一整年，然后挑上孩子，整肃了形象，收拾了心情，去会自己天地两隔的的妻子。而这件事对于织女来说却像日常工作一样最终变得不堪忍受起来，对她来说，每天都要去会见一个哭哭啼啼的丈夫，还要装出阔别已久才特有的悲伤来，这并不有趣。终于她不愿再这样表演下去，时间进度势必要摧毁他们的相会，她要求天庭改用天上的“一年”。
故事就此结束。一年以后，也就地上的365年以后，恰好是牛郎病故300年纪念。
骨狗流
[庆祝方式] 这个节日已越来越少人庆祝。在50年代和60年代，每逢这一天，牛车水一带到处张灯结彩，布置得如同仙境一般，来自不同地区的“七姐会”聚集在这里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遥祭牛郎织女，“香案”都是纸糊的，案上摆满鲜花、水果、胭脂粉、纸制小型花衣裳、鞋子、日用品和刺绣等，琳琅满目。不同地区的“七姐会”便在香案上下工夫，比高下，看谁的制作精巧。今天，这类活动已为人遗忘，只有极少数的宗乡会馆还在这个节日设香案，拜祭牛郎织女。香案一般在七月初七就备妥，傍晚时分开始向织女乞巧。
由于节日的来源富有浪漫色彩，乞巧节应发展成为华人的“情人节”，让这一天充满爱情的温馨与甜美，也让人们向所爱的人表示赏识与关怀。
[七夕乞巧]
七夕七月七，是传说中牛郎织女从鹊桥渡天河相会的日子。人们心中的织女是个勤劳善良、心灵手巧的天仙，所以七月七这天晚上，年轻的姑娘和少妇都要出来行拜祭的礼仪，并向织女乞巧，希望自己也能象织女一样有双灵巧的手，有颗聪慧的心，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因为七夕节与女事关系密切，所以又叫“女儿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妇女节。七夕节有吃巧食的风俗。巧食的内容有瓜果和各式各样的面点，各地风俗不一。各种巧食做成后，都要陈列到庭院中的几案上，好象要请天上的织女来品评。然后大家一面观赏着遥远的夜空，一面吃着各种巧食，认为这样会使人变得灵巧。
汉代时，民间便开始向织女乞巧了。不但祈求心灵手巧，还祈求得到财富、早日有美满甜蜜的婚姻和得子。
愤青流
向传统回归被视为拯救我们这个传统与秩序全面沦丧的社会的一剂良方，作为内涵平易温情的传统民俗资源，七夕被当局以及知识界精英给予厚望。但我们不必对民俗专家在媒体中的高头讲章抱以希望，观众从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愿意听他们逐点逐面地分析，他们只顾用遥控器这一现代社会独有的权杖，屏蔽精英们苦口婆心但却不知所云的说教。 商家，还是只有商家最能洞悉消费者的心理。他们深知恢复一个死去的传统，最好的策略叫做“借尸还魂”。他们全力把“七夕”宣传成所谓的“中国情人节”。情人节是什么？巧克力、玫瑰花、烛光晚餐，一整套流程和标志性的消费意象。一旦消费者形成这样一个纯物质性的刻板印象，商家的策略便宣告成功。至于情人节的深刻内涵与情感细节，他们不关注也没法关注。但七夕不是情人节，七夕论本质是女性亚文化在传统男权时代的产物，是一个在主流话语中不受关注的次生节日，如同女书、自梳阁一样，仅仅是纯粹女人的节日，虽然它确实关乎爱情与亲情。七夕带有鲜明的阴性色彩，制作精巧的糕点、祈求有爱、祈求获得灵巧的双手。女权学者可以从中发掘出无数内容来，但一个纯阴性的节日最大的优点就是温婉和含蓄（古希腊暴烈而血腥的酒神节除外），它与不节制的激情无关。
所以当北京的商家玩热吻大赛，武汉的商家玩热吻大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被复活的“七夕”依然只是一具死尸。它被从民俗的坟墓中挖掘出来，内脏已经全部失落。可爱的商人们把它涂抹得满身亮色，但稍微定睛一看，依然只是另外一个人披着尸皮，一身鬼气地在跳舞。这景象非常地惊魂。
应该说，对七夕的复活工作是失败的。 06 agosto 价值零和（六）六、结语
行文至此，我将结束全篇的论述。这并不是一篇论述哲学原理的文章，因为这个问题本身难以成为哲学（依照西方对哲学的定义），并且里面有过多的问题根本不曾真正地得到证明。我只是试图全面而详尽地谈一条生活经验，这条生活经验所有人都模模糊糊地思考过，但或许不曾如此地系统化（倘如本文的结构已经可以被称为系统的话）。也许这种系统化的努力并不有趣，在中国的传统智慧里，把一个问题清清楚楚地讲到透讲到终极和死胡同里绝不算聪明，相反是种笨拙。我们的文化里有的是机锋、偶拾的智慧、偈语、不能说透的双关，却绝少有庞大的、系统的、条分缕析的东西。体系哲学的时代早已经随着黑格尔体系的崩溃而终结，我们没能赶上那样的一个时代，但在精神中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殿堂，相信是所有人曾有过的梦想。于是我找了这样一个鸡毛蒜皮、并且几乎无解的问题，草草地借了space的地盘，把这殿堂匆匆地建了起来。 推倒这座殿堂显然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守恒”这种理论气息浓重的用词在这里显得非常不靠谱。理论物理中要证明某个东西是守恒的，简直要耗尽几代人的智慧。而我如何就敢大言不惭，用这么短的篇幅来证明一个东西“守恒”呢？更何况这个所谓的“生命价值”实在是个大而无当的概念——没有计算的方法，没有有限而且明确的标准。我完全接受这样的批评。这篇文章从意图上说，只是为了把一句以往纯粹用于自欺欺人的自慰之语，转化为一个统摄性的、完整的生活智慧。我们从历史中得到了无数条这样的经验：春风得意往往预示悲剧的开端，悲惨潦倒的生活往往创造出令人感动的伟大成就，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个民族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韧性，这种韧性的起源究竟是什么？就是一种平衡。无论经历了如何的扰动，它最终都能够回复到平衡位置上，如同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让我们以宽厚的心态对待人生。我们注定了只能收获到一个整体价值为0的人生，但是我们可以在这有限的面积里获得不一样的人生图形——高岸深谷的、平淡如川的、扶坡直下的、稳步上升的……做一件事前，必须知道自己最重要的目标和考量标尺，而不是患得患失什么都要顾虑，毕竟，时空、标准都是无限的，根本顾虑不过来。然而事情一旦做完，便应该放到广阔的时空背景和多元的标准下进行评判，那有助于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得失，而不至于被一时一地的表现迷惑了眼睛。不必过多地考虑别人、艳羡别人，因为大家的人生都是同样的一个0。不要终日想着从别人上捞到利益，那丝毫无益于自己的整体生命价值。无论得意、失败，都只是完整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不会永远高歌猛进，不会永远沉在谷底，历史的平衡力量会把你一次次推回平衡位置，推回你的基准空间中去。
人与宇宙的同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偏离平衡位置意味着风险，久处平衡位置意味着平庸。人是一件了不起的活物，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跳上跳下，专等着生命的固有逻辑一次次把他拉回平衡点。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知道有这么一种强大的力量存在着，我们不能胜过这个力量，我们终将湮灭，我们的人生只是一无所有，但我们依然跳上跳下。正如荒诞英雄西绪福斯那样，一次次宿命地推着巨石上山，起点与终点都已永劫不复地确定，但他依然一次次推着，享受不同时刻泥土的气息、岩缝中的花朵荣枯。预先明确自己的人生只是个0，意味着人生的征程尚未开始便注定是个巨大的悲剧。然而我们随后便更其珍惜一切地高歌着上了路。“价值零和”的意义并不在于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世界上没有优秀与美妙，而在于提醒自己所有的成就都必须通过“交换”来获得。巨大的悲剧感与倔强的生命姿态，构成深刻的张力。我们意识到这种张力，于是采取一种更为超越的审美姿态来对待生活，这便是我们比那些终日只知道以简单的“寻找快乐”以麻痹固有悲剧性的浅薄之徒高明的地方。
我转化了无数个脑细胞和两天的休息时间，牺牲了本不宽裕的健康，终于作完了这篇文章。 价值零和（五）五、推广
让我们再重温一下本文的写作意图。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庸的年代，我们心中渴望成为英雄豪杰，然而却并不能实现。以阿Q的意见，其实英雄豪杰也自有他们不如意的地方，也有很不精彩的地方，甚或也还有远不如我的地方，我们其实都是人，所以都一样。与阿Q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专门为此建筑了一座概念大厦，把这个不太光彩的意图埋在了大厦的底部。然而大厦造得再高，我们仍然不应该忘记了它的地基。 但是我并不希望本文的结论最终只是把阿Q精神学院化。让我们先借鉴一块它山之石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弗洛伊德的弟子阿德勒（Alfred Adler）的“补偿学说”。这一学说的基本前提是：①每个人生而具有各式各样的自卑感，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追求优越的向上意志，有着不同的优越感目标。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弥补自卑感是追求优越的根本动力。这一学说与本文的观点有极大的神似之处：都假设人的优点/价值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所能获得的价值总量是恒定的，那么自然而然，他要做出任何新的价值，都必须牺牲其他——也就是用其他价值来补偿，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
这就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价值零和”：一个人所能缔造的生命价值在整体上只是一个零；生命价值实际上无法凭空创造，只能通过牺牲其他形式的生命价值来换取。前半个题目我们已经证明过了，而后半个则是这一部分的任务。
不应该设想一种“完美状态”。完美状态意味着无需改进，意味着停滞，现实世界中停滞意味着灭亡，逆推回去便意味着“完美”导致的结果将与“完美”本身相悖，所以“完美”并不存在。事实上，正是缺陷和弥补缺陷之间的斗争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同样，个体的进步也必须依靠这种矛盾。与黑格尔的“否定及否定之否定”相比，巴门尼德构建的那种球体世界远远称不上完美，显得苍白无趣。将这个信条应用到“价值零和”，我们将获得比阿Q精神有用得多的结论。
不错，时间和空间是无限的，评判标准是多元的，然而这不影响我们确定主次。正如先前所说，一万年前没人想得到马克思，一万年以后或许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但这又如何？没有人可以影响到过去，而说到对未来的影响，所有人都一样，最终会稀释于历史的洪流中。我们唯一能抓住的就是当前。因此合理的策略是牺牲那些与当前无关的价值，补偿当前。开发石油对于古人而言，可能意味着破坏风水，震怒天神，对于后人而言，可能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然而我们生活的世界终究是纯然现世的，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当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空间因素。欧洲的声音、亚洲的声音、美洲的声音、非洲的声音，都是人类的声音，但在实际上，亚洲和非洲的声音通常都被忽略了。除了非洲人以外，几乎没有人在意一项政策对非洲的不利影响。一个学者可能为了迎合《Science》的口味而改变研究方向，而不顾祖国的客观要求，因为就专业领域这个空间而言，《Science》拥有毋庸置疑的强势，迎合它的标准可以获得更多的额外利益。一个作家常常愿意为了写出伟大的作品而严重牺牲自己的健康，因为在他看来，“事业”和“文坛地位”这两个评判标准要比“健康”更有意义。人类是非常乐意算计利益得失的短期动物，他们终究不可能每作一个决定便在近乎无限的时间空间中遨游一番，只可能分析当时当地最合适的策略。这些策略广义上的“价值”很可能是没什么分别的，但在我们最关心为的几个标准上，它们拥有出色的性价比。
让我们在现实层面进一步把“价值零和”的观点进行推广。既然我在第四部分提到，“生命价值”事实上是互相交错的，那么在“补偿”的过程中，是否也会出现剥削他人生命价值的情况呢？大多数情况下，人追求优越感时，不得不用自己的努力来完成补偿，但除了自我完善以外，剥削他人“生命价值”的情况也完全可能存在。盛大网络的总裁陈天桥先生，毕业后曾在一家公司做了一年的放映员，专门为来访的取经客播放公司的宣传片。这样的日子令他自卑，他必须改变这一切。终于，他发现了网络游戏这个巨大的商机，并且通过多步成功的战略获得了今日的成绩，为自己创造了辉煌的财富和社会名望，生命价值获得极大丰收。但与此同时，网络游戏的副作用也提醒我们，这种生命价值的获得代价巨大。不着家的孩子、为了筹集游戏本钱而出现的犯罪行为，这些事件降低了孩子们的生命价值，却提升着盛大的财富和陈天桥的名声。某种意义上，陈天桥事业成功以来获得的生命价值正是用千千万万孩子的堕落换来的。当然，1-1=1+(-1)，我们一方面可以说陈天桥用孩子们的堕落换来了自己的成功，一方面也可以说陈天桥的成功，由于盛大诱使不辨是非的孩子堕落，而被父母们的恶评所抵消了。本质上，剥削他人生命价值而完善自我的行为，最终可以在某种特定的评判标准体系下被评价为负数。所以，我们有必要警醒的认识到，生命价值的总量，即便通过“剥削”，依然未必会获得实质性的增长。
好吧，至此，我们已经将“价值守恒”原理推广到“价值零和”。从积极的层面讲，正是因为生命价值整体是守恒的，我们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不太重要的生命价值，获得某些我们特别希望达到的生命价值；从消极的层面讲，既然生命价值整体是守恒的，那么不管怎么忙活，最后还是一个零。前者导致积极的生活态度，后者导致虚无主义，堪称本观点的一剑之两刃。但是即便是消极层面也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是一味疗伤的好药。是的，有些人中了五百万，但这巨大的生命价值的得来，根据标准之维上的“零和”原理，必然导致其他生命价值的流失——比如生命安全、平静的生活等。是的，我现在很不顺利，但是根据时间之维上的“零和”原理，我的生命价值不可能永远都是负数。是的，在许多领域我是个低能儿，但根据空间之维上的“零和”原理，我总会有特别擅长的领域，甚至是一个大师。生活的希望，便从这些自我安慰中茁壮地探出头来。 05 agosto 价值零和（四）至此，我已经以一种不是很严谨、并且不太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证明了两件事情：①对于一个个人而言，他整个人生的“生命价值”只是一个固定的恒量；②所有人的“生命价值”整体上都是差不多大小的、没有显著差别的。之所以说论证方式不太容易被人接受，是因为我引入了一种虚无主义者常用的方法，那就是力图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边的世界里，相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这辈子做的所有事情到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事实上，作为个体自身而言，他们往往只关心现时现地，只关心身边有限的人对自己的评价，不是吗？由于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给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打分的上帝，所以说到底，这辈子过得到底“值不值”是一个高度主观的判断。我们很容易忽略掉很多空间和时间因素，忽略掉许多有意义的评判标准，仅仅从习惯出发评断他人和自己的“价值”。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下面我要把上述理论证明的结果进行合理化修正。 为了说明现实中评价“生命价值”的机制，让我们先举个例子。不必说，大多数人会认为名人的生命价值远远高于一个毫无名气的小人物——鲁迅的生命价值难道不就比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人高得多吗？但是，且让我们利用前面的那套分析方法来对照一番。鲁迅活了五十几岁，假设当今一个工人平均能活七十岁，那么鲁迅无疑是落下风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所有生物学指标都将全面落后于后者。用人类的评价标准，鲁迅不如工人健康；以猪的评价标准，鲁迅吃掉的猪肉并不比工人更多，并不比工人更可恨；以对环境有利与否来评判，作为大烟鬼的鲁迅严重污染了环境。让我们再以事业上的成就来比，那么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无法绕过的巨人，而一个工人终其一生或许只能为世界贡献微薄的一些物质产品。但是鲁迅在世界各地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在历史上也曾几度沉浮，有“伟大”之誉，有“文痞”之贬，他的人格也在不同人的刻意修饰中变得越来越偏离真实的面貌。而工人的人格失真的情况要比他小得多，因为他不被历史需要，历史也不必通过粉饰他来达到什么目的。多年以后，鲁迅的事业成就和工人的事业成就都将被稀释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后代可能偶尔才用到一句鲁迅的句子，同样也可能买到一辆自行车，而这辆自行车上的一些部件正是某一部多年前某个工人参与制造的车床上加工出来的：两人的成就都被稀释进了历史的深处。再论家庭生活。鲁迅的婚姻生活是一个悲剧，偏偏他对爱情有着敏感的追求，因此痛苦了半生；而一个朴素的工人多半可以娶到一个普通的女人过一辈子，并且即便她并不完美，依然平平淡淡并无太多怨言。即便让鲁迅本人来评价，他都未必会认为自己比后者更幸福。在人际关系方面，鲁迅的刺头性格令他得罪了很多人，他的幽默也为他带来了一些朋友，他的名声为他带来一些忠实读者；而一个普通工人同样也可以有知心的朋友，有仇人，有融洽的邻居。事实上，这么粗略地比较下来，鲁迅真的占很大上风么？几乎他的每一个长处同时也就构成他的短处。
然而，社会不是这样评判的。以鲁迅的“褒贬不一”而论，社会评判时并不是作“代数相加”，而是作“绝对值相加”。因为无论是褒是贬，都是“影响力”的体现，都是“名声”。一个有名的争议性公众人物，显然比一个无名者受到的关注多得多，他所分配到的额外利益也就多很多（比如目前风头正劲的芙蓉姐姐）。随之而来的是“光环效应”：他的一举一动都将被神化，被赋予符号意义。由此生成的他的生命价值，最终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非常夸张的变形，很多内容是他人添加上去的。我个人倾向于把这些添加上去的“价值”退还给添加者。比如那位自称“鲁迅弟子”的唐弢先生，他所叙述的鲁迅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虚构和创造，这部分添加出来的“鲁迅的生命价值”事实上应当算进唐弢的生命价值，就如同一部小说应当算到创作者头上一样。
通过这样的叙述，我们看到的现实中的图景是完全不同于理论分析的。现实中的“生命价值”决不是像鸡蛋那样一个个整齐地、井水不犯河水地摞在货架上，而是彼此交错着。名人的生命价值可能附着了很多其他人的“价值”，而变得非常地庞大。这使得我们很难把每个具体的“生命价值”严格区分开。看看传记作家们吧，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创造力为名人作传，名人的形象更高大了，而他们本人的生命价值并没有同比地增加，仅仅能以“某某传记作品的作者”之名为人所铭记。很多人愿意用伟人的生命价值为自己充电，他们以伟人的处世哲学为左右铭，并最终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这些伟人的教诲。很难分清这个过程中，他们共同缔造的生命价值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比例进行分割。
好在这种困难并没有完全动摇先前的理论分析。把视野拉远拉阔，历史进程冥冥中自有一种类似于物理学中“楞次定律”那样的力量，总会不动声色地把每一个过分偏离正态的“生命价值”拉回到平衡位置。背负千年骂名的秦桧同样可以赢得翻案，更典型的是被史家骂了两千年的秦始皇，已经在毛泽东的推崇下被西方人列入对世界历史影响最深远的百位名人之中。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被夸，也可能永远被骂。我们的结论并不能在某个具体的时空宣告成立，它最终必须建基于对时空整体性的思考。
小结一下。现实中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其实未必完全是那个人自己的，因为生命价值中有太多的部分需要合作才能创造出来。试问谁能够说清楚在中国革命的成功中，每个革命者各有百分之多少的贡献率呢？但是作为理论值的“生命价值”，依然是一个恒量。不同在于，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当意识到：我和任何人的生命价值总量其实都是一样的，但如果我能够剥削他人的生命价值，我将很可能获得更大的生命价值。这种剥削如何发生呢？通过错觉。社会总是倾向于把成绩更多地归功于少数几个个人，那些人其实便因此剥削了其他搭档的“生命价值”，他们本人的生命价值也因此而被社会高估。
价值零和（三）三、为什么生命价值的基准空间都是近似的
用类比和猜度的方式推导出“基准空间”这个概念后，假托逻辑的路便再也走不通了。不得不承认，事实上“价值零和”这个命题根本只是个“一说就错”的生命感悟而已，硬要把它体系化是不现实的。但接下来，我不得不进一步把这个体系化的路走完。不同在于，我将越来越借助于非科学理性的论证方法，但求叙述清楚，并不在意其可有可无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每个人眼中一个哈姆雷特，更不用说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了。我们或许可以勉强同意说每个个体的“生命价值”总量是恒定的，并且整体上服从一个叫做“基准空间”的东西的约束，但凭什么认为所有人的“生命价值”都一样呢？一个街边的乞丐怎么可能拥有同马克思、毛泽东、比尔·盖茨、朱丽娅·罗伯茨一样的生命价值呢？
关键就在于基准空间的无限性。别忘了，事实上时间、空间、标准这三个维度都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否认，没有一种价值能经得起时间的流逝。把同一种价值放到极远的往昔，或者极远的将来，它所能获得的评价都将平淡得令人惊讶。时到今日，这个宇宙中还有谁知道一万年前世界上最强大的人类酋长的名字和功业吗？同样，一万年以后真的还有人知道马克思吗？让我们在这条没有头、也没有尾的时间之轴上，把随便哪个价值拿出来做番评价——假设真的有上帝并且假想那个上帝就是我们的话——然后把这些评价积分，相信到时一个路边的乞丐获得的积分值和马克思的得分并不会相差太多，就如同0.0001与0.00001之间的差别那样。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种漫画般的反差就是因为人类生命太短暂的缘故，人类的生命价值在本质上是缺乏历史深度的。
那么空间呢？如果外星智慧生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人类的生命价值在他们那里获得的评价能是多少呢？我并不认为同一猪圈的猪获得的综合评价能有多大的差异，同样的道理相信也可以适用于外星生物之于地球人。
标准则更不必说。我已经说过，动物们的标准我们是不理会的，然而这些标准在标准的整体之维上，是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怎可以完全不考虑。很多过去不是标准的标准，如今开始介入人类社会并影响人们的生活，同样，目前不是标准的标准，并不能断定它们将来也肯定不是。标准体系的流变对过往那些各色各样的“价值”的影响是巨大的。多少曾经的风云人物在今天地位一降再降，都是拜此所赐。
因此我可以推导说，每个生命价值的基准空间其实都是近乎一样的，因为在三个不同但却同样无限的维度上，所有“价值”最后都被稀释于无形了。当然反对者也完全反驳说，既然基准空间是个“无限”的东西，那么∞与∞有什么分别呢？你说的“基准空间”完全就是与你所定义为总体的那个坐标空间相重合的玩意儿。对此我无法反驳。但我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仅作适度放大：时间上，我们只是从人类文明史范围向前向后各外推一到两万年；空间上，我们只是从地球的范围外推一到两千颗有智慧生物的星球；标准上，我们只需要拓展一点点，引进其他20多种灵长类生物的评价标准体系就可以了（如果可以的话），另外，评价资本家的时候引进工人的标准，评价美女的时候引入丑女的标准，综合起来考虑相信也足以说明一些问题。这样得到的“基准空间”并不是无限的，但是彼此间同样可以非常近似。因此，我认为，我所说的“所有生命价值的基准空间都是近似的”并非不着边际的胡说。
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我便大胆地推导出了“所有人的生命价值在广阔的时空和多元多彩的标准评判下，呈现出清一色的近似的贫乏”。这个结论已经达到了本文理论证明部分的目标。
04 agosto 价值零和（二）要证明生命价值是零和的，必须先指出它在何种评判体系下零和。由于当坐标系确定时，零点可以随意定义，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生命价值在何种评判体系下是守恒的。只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并不费力地定义出一个坐标系，使这个恒量c=0——当然，前提是还要证明所有这些恒量都相等。
请允许我先勾画一下生命价值这个概念的大体图景。事实上这篇文章要解决的问题在根子上非常朴素。人们总是非常乐意比较不同人之间的生命级别，很想知道美国总统和一个非洲难民的人生在质和量上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即便在平时，我们也总是不停和别人比，比财富，比妻儿丈夫，比社会地位，就是希望自己的人生——简单地说——更完美。但在本文中，我力图证明，其实每个人的人生质量都差不多，因此我引入了“生命价值”这个概念，并把它定义为一个人整个人生的整体高度、整体评价。这意味着生命价值包括了人生的所有方面和所有维度，是个近乎无限的概念：它实际是“人生质量”按照一系列评价标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时间、空间、评判标准这三者都是无限的，所以如果用这三个维度构筑出一个三维坐标系的话，我们不妨把“生命质量”想象成一个如同海面一样连续起伏的曲面。
（一）空间
空间是任何评价体系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不同的空间中，同一个事物获得的评价多半是不同的，即使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准。我们很容易想到，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场合便会获得不同的评价。两座一模一样的防震性能出众、保暖性能一流然而通风通光却不佳的大楼，在地震多发地带以及寒冷地区都可能获得上好的评价，但在地震少发却溽热闷湿的地区它所能获得评价显然不会那么积极。而说到底，这两座楼接受的其实是同一项标准的比较：适合当地环境，拥有高性价比。 假设同一事物在相同时间、相同评价标准下，在不同空间获得的评价可以量化，我们不妨大胆断言，这些值是符合一定的统计分布规律的。同一种货币在同一时间与其他地区的货币的比价通常便符合正态分布。在此我无法用严格数理证明来证实这个观点，因为事实上完全量化并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基本特点：满足一定统计分布的数据都是①数量很大（动辄上千上万）、②限定了各种干扰条件（同一物种、同一性别、某一年龄段内某一连续性生物学指标才符合正态分布）、③有一定的共同生成机制（同质个体的某生物学性状都是由相似的基因决定的，环境因素的干扰造成变异）。回过头看本例。同一事物的“价值”在限定了时间、评价标准以后，仅仅考察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变异，而这个空间上的变异机制是基本是可以确定的（以那两座大楼为例，不同空间的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依据离不开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人类的生活需要整体上是高度近似的），所以其结果也理应完全可以用统计分布规律来描述。而一种统计分布实际上便意味着一个确定的均值，一条上下波动时的基线。这条基线可以用于衡量整体水平。 就“生命价值”而言，“空间”的总集可以限定在地球（以后或许还可以适当地拓展到外太空）。马克思的生命价值在不同地区的评价会是什么样呢？中国可以评他为革命导师、不朽的哲学大师，西方或许认为他仅仅是个预言了全球化的先知，非洲对他的评价则可能更折中些，但综合在一起，最起码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这就是马克思的生命价值在空间分布上的“基线”。不同空间的人对他的评价可能高于这条线，可能低于这条线，但平均起来就在这条线附近。 通过这样的类比，我很草率地获得了两个结论：①“价值”随着空间的切变而变化；②“价值”在空间上的分布遵从一定的统计规律，即每个“生命价值”在空间上的分布都是在一定的基线附近有规律地发生着波动。 （二）时间 时间同样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同一事物在历史长河中评价起伏的例子举不胜举。“性”的历史上的起伏便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从开放到禁锢，再到开放；从自然而然到万恶之首，再到享乐工具。如果在“空间”一节的粗糙论证可以成立，那么它也同样适用于时间。我们可以依葫芦画瓢地思考一下马克思的生命价值在时间上的分布，显然褒贬尽有，但基线便是“近两百年间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无论时间怎样流转，这根基线依然成立。 （三）标准 任何价值的高低，都必须通过比较而得。相互比较只能获得一个相对高低，通常我们必须设法获得一个绝对标准来衡量。标准最直接地左右着对某价值的评价。在不同的标准体系下，评价可以截然相反。同样以马克思为例。以思想贡献来衡量，他是伟大的；以家庭生活来衡量，他是不善理财的、对妻子不忠诚的；以容貌来衡量，他是普通的；以财富来衡量，他是贫穷的……这还仅仅是人类的标准谱，如果以伦敦的鹰、老鼠的标准来衡量，马克思很可能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类成员，也许他曾经在陋室里扑杀过老鼠界的交际花，因此得罪了整个伦敦的所有老鼠，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幸可以不用考虑它们的想法。很显然，同一个时间、空间中，同一个“生命价值”面临着近乎无数的衡量标准，这些标准并不同质，因此我们再也无法简单地像处理时间和空间因素那样把它们相加。 由此我们顺理成章地希望，这些不同质的标准也能够量化。这种量化意味着给不同的标准赋予不同的权数，然后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简单：加权平均即可。但谁又能说清，思想成就和物质成就的权重各自应当是多少呢？为什么比尔·盖茨的成就就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这涉及到非常深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权力分配，但是如果以影响世界的深度和广度这一标准来分配权重的话，那么可以影响世界千年万年的思想财富显然比只能造福世界数十年数百年的物质财富要厉害得多，所以思想成就的权重大并不为奇。事实上，只要能够找到一种定义权重的方法——不管是哪一种——便可以将那些不同质的标准评价的结果转化为同质的数据。不用说，依照我在“空间”一节中的论证，这些数据依然是服从一定统计分布规律的。既然分配权重的标准本身已经无法妨碍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认为，“价值”在标准层面上的分布，也是遵照一定规律的，因此也是有基线可寻的。
让我们总结一下吧。在空间、时间、标准这三大维度上，同一个“价值”获得的评价都近似地服从着一定的统计规律，都有着一条基准线。由此，一个“价值”在这个复合的坐标系里获得所有评价，最终也服从于一定的统计规律，也有着一个基准空间，所有的评价都在这个空间范围附近波动着。这就是我开始所说的“限制每个个体的无形牢笼”。也许有人对这种粗糙的论证方法很不满意，对此我很遗憾，这本来就不是一个能够科学证明的题目。我只能说，海洋是复杂多变的，有数十米甚至数百米高的大浪，也有深达百米的漩涡，它的表面一刻不停地流动着，浪花无时无刻不在生成、湮灭——它从来都不曾是一张平静的纸面。然而我们依然在使用“海平面”这个概念，无他，这就是一个模型罢了；并且，在极高极远的地方看来，它也确实只是一个光滑的球面。 很草率地综合运用一下以上的结论，依然以家喻户晓的马克思为例。在一百年前的德国，马克思在事业上是一个杰出的革命理论家，在私生活上是一个私生子的欠债父亲，在容貌上是个大胡子怪人；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马克思在事业上是一个提供了革命理论的大师，在私生活上是一个贵族小姐的丈夫，在容貌上是一个和所有外国人没什么两样的老头；在今天的德国，马克思在事业上是过去这个世纪中最伟大的先知和革命理论家，在私生活上依然是一个与保姆生下了私生子的穷老头，在容貌上是个大胡子壮汉；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在事业上是中国革命的导师，在私生活上是个同时搂抱了两个女人的风流小资，在容貌上是个上镜率极高的大胡子。这一通远非严谨的叙述提供了两个对照系统，马克思的人生价值在两个系统中获得了并不相同的两个“评价谱”，但整体上，没有偏离那个“基准空间”。我想，至此，我已经可以下结论说，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价值”作为“价值”的一种，是守恒的。 价值零和（一）一、引言
标题一如既往地大而无当，所以也一如既往地难以论证，但这个标题蕴含着长久以来我的一个观点（相信这个观点绝不仅仅是我一人持有）。我把它叙述为：一个人所能缔造的生命价值在整体上只是一个零；生命价值实际上无法凭空创造，只能通过牺牲其他形式的生命价值来换取。我们能够非常粗略地观察到以下这类事实：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在一生中很长时间内或许不得不处于绝对意义上的低谷，而当他获得了成功，他又失去了很多贫困时期的珍贵财富（诸如真心的朋友、不受拘束的人际交流等等），并且在他的老年，他的健康通常要比其他不甚“成功”的同龄老人差得多。我们甚至可以以一种非常典型的酸葡萄心理把他的成功解释为“用贫困时的珍贵财富和无价的健康交换而来”——“交换”，意味着获得一者的同时失去另一者。民间用“有得必有失”来概括所有人的人生，这其中也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很显然，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新鲜，在阿Q精神盛行的中国，这简直是数千年来民间智慧中最为普及的一条。
但是倘若把这个观点推导为广义的零和，那么它将与任何一种单单发自广阔胸怀的“有得必有失”的自我安慰不同。从它，势必能够导出这样的结论：不管一个人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拥有怎样的生命形态，最终所有人的生命价值总量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拥有不同质感的人生，但最终却也不过是在一个个无形而等高的牢笼中蹦跳而已，用这些牢笼来评判所有人的人生，自然统统是一回事情。这样的推论对人生是完全悲观的，我相信，所有那些对现世感到绝望的教义都拥有这样的悲观信条。这种信条当然很危险，并且我也并不认为现世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接下来我准备把这个广义零和的观点充分阐发一下，在加上了足够多的限定后，或许它能够表现出更接近真理的一面。
31 luglio ★起于垒土，始于足下-2★1写得比较乱，所以在2里，我想还是稍微补充两句。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把“宏大”与“日常”截然分离开，学了马克思主义都得有“辩证统一”这根弦，也得有“作用与反作用”这类觉悟。没错，我力图说明“日常”才是每个个体真正关切的东西，而历史恰恰是由这堆个体——而不是什么理念精神——构成的。当“宏大”足以解释、包容“日常”的整体诉求时，没问题；然而一旦发生冲突，从1末尾的例子来看，人民群众显然更愿意掰着手指算上一算，最后根据“日常”选择行动路线，而不大可能像腐儒那样死守着“宏大”与“道统”这类东西，以身殉之，除非捍卫“宏大”与捍卫“日常”在大方向上不矛盾。 然后我开始切入这篇文章的正题。我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推广一种合理的“宏大”呢？比方说，现在中国社会道德缺失，五讲四美三热爱是多好的东西啊，可为什么如今就推广不通呢？先撇开传播学的技术细节，也暂且把市场营销伎俩也都放一边，我想问的是，这些推广不开的“宏大”本身在精神内核上有怎样的先天不足。 美国小孩谈到爱国，总是昂首挺胸。他们底气足的原因是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这个国家的使命和性质感到切肤的自豪。他们如数家珍地告诉别人，美国是自由与平等的不朽堡垒，它保证每个公民有实现幸福的权利和自由。请注意加了蓝色的那些词，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五个词指实，谁都说不清哪个物体就是自由、平等，这些都是虚的概念。美国人引以为豪地爱着国，到头来却居然是在爱几个玄虚的概念，这很难想象。而在中国孩子的脑子里，爱国是什么？就是爱党，爱人民政府，就是听话。这个很容易指实，谁都知道党是什么，政府是什么。表面看来，美国人的“爱国”比中国人的“爱国”宏大多了，为什么我们会感到中国孩子的爱国情怀反而不如他们来得真切？原因恰恰在于那些难以指实的玄虚概念其实是生活常态的归纳与升华，最终能够落实为具体的生活细节。由于国家富强，美国小孩可以免于匮乏，这恰恰是自由的最基本境界；他们作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不必受到各式各样的歧视性待遇。这些具体的东西，都可以归到那几个概念头上。因此，所谓的爱美国，其实就是爱一种经过精心提炼和典型化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具体的。反过来，爱党爱政府具体是具体，但却至此为止，它不能再延伸下去，不能有效地扩展为日常的生活。所以美国人的爱国是切切实实地经营自己的生活，而中国人的爱国往往诉诸于反美、仇日、要求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人的爱国有时肤浅得令人无法相信，他们可以认为即使美国受到侵略也不关自己的事，虽然他们觉得自己爱这个国家。而中国人的爱国，在下限上依然表现为“宏大”，这导致他们误以为爱国就是件了不得的惊天动地的大事，表现起来也一定要伤筋动骨。他们或许会因为遭到侵略而热血沸腾，杀敌卫国，却在日常行为中难以对国家、对自己的公民身份表现出爱护与珍惜。虽然说各有利弊，但显然，把爱国看成爱党爱政府是有问题的。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胡子眉毛一把抓意味着放弃“爱国”的主体资格：我只负责爱党，具体就让党好好地经营政府，让政府来代我们爱这个国家吧——这绝对不行。 但凡是伟大的思想体系，如果它最终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那么它一定如同美国的“爱国”一样，坚实地起源于最平实的人类情感，最基底的社会准则。孔子的体系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但它的伟大绝不在于它被孔子创造了出来，而在于经过历史的流逝与淘汰，它最终被中华帝国所选择。这意味着它最大限度地解释了中国，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适应中国的需要。它提出了一个家国同构的伦理结构，那就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已经有证据显示，“孝”早在商代便是中原广泛接受的伦理理念。而这个“孝”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逐渐被提升为不容挑战的单方面权威伦理。究其本源，“孝”却只是一种基本的人类情感：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打猎、汗流浃背地种地，养活了自己的儿子，当他年老了，再也养不动自己的时候，儿子反过来养他再自然不过。不这样的话，每一代人都过河拆桥，那么养育孩子便毫无意义，整个社会的延续功能便彻底被自己抛弃了，这是不可能自发发生的。孔子把这个伦理归纳为不可动摇的支柱性理念，放进自己的学说中，事实证明，这种理念适合中国的农业社会。在东方专制社会中，由于土地耕作特点和兴修水利等大工程以御灾等管理特点，需要一个有高度组织力的集权政府，在全国境内充分调配资源。父子关系的这种绝对性因此很符合集权政府层次关系的要求，于是接下来又在“路径依赖”机制下，被应用于政府组织。就如同人类社会从“血缘”这个天然纽带开始一样，中国此后两千年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发生了调整。这种调整其实主要是“名义”和“上层建筑结构形式”上的，由于儒家学说高超的包容能力，民间社会几乎一直在历史的暗流下保持着自己独到的运行方式，但儒家学说足以解释它，最后心安理得地无视其问题的存在。 是的，这就是我对当前中国现状的主要担心之处。执政党在努力地重塑中国社会的伦理基础，但是效果一如既往地浮于表面。须知，与社会日常运行最有关的，确实不是大同、人类解放、极大丰富等等美丽的梦。我们要的仅仅是面包、爱我们与我们爱的人、为这些人谋福利的条件与权利，等等。重建中国社会，重建社会伦理与道德标准，根本的前提是让这个社会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重建不是拉大旗，重建必须从身边开始。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确是很好的行为指针，然而它的死穴是过于美好过于利他。一个有效的伦理体系，最终必然是发端于基本情感与众所公认的准则，多层次地涵盖了自我的需要、他人的需要、社会整体的需要，必然是不太张扬高调的，首先强调自我修养的，必然是纯粹现世的，不能把目光牢牢地放在彼岸。离开了这些，再怎样漂亮的理念，也无法避免极端的虚伪。我们的文化总是过于蔑视普通情感，当有朝一日人们发现美好真挚的普通情感与宏大的精神、神圣的事业也可以同构时，他将不必编谎话自欺，不必装出宏大的架势。他只需做好一切能做好的，便能把”宏大”一并完成。某种意义上，培养有前途的公民，就是培养一批善于日常生活、并且伦理立场坚定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仅追逐蝇头小利，也绝不夸夸其谈。他们深知，再宏大的事物，也逃不出老子的警句：九尺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30 luglio ★起于垒土，始于足下-1★这并不是一篇经过精心考据的匠作，通篇甚至都找不出多少有分量的引用和注释。我力图使它浑身上散发出结实的泥气味来，它的根基将退回到最基本的人类情感，以及生活准则之中。今天，我们有太多的理念早已脱离了这些简单的准则，这些理念富丽堂皇、形式上近乎无懈可击，然而它们却终究行不通。我们应当警醒地认识到，人不可能将自己的皮肤加工出黄金那样华贵的质感来，因为黄金固然完美，人类的皮肤却只是水和蛋白质，在材质上便永远不能变成黄金，因此这个伟大的宏愿从一开始就只是欺世之念。
遗憾的是，我们往往非常痴迷于这样的梦，并在这样的梦的指引下粉饰、欺世。所有的宏大，最终都不免于一个简单而琐碎的核，这个核滚烫、炽烈，但并不漂亮，于是它不得不周而复始地做一件宿命的工作：往自己身上贴金。最后这个核完全被金箔包裹住了，于是它变成了闪闪发亮的金球。这个金球无疑非常地夺目，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流光溢彩的玩意儿其实与自己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它将立即蜕化为一件华而不实的玩具。这种遭遇是那滚烫的核永远无法接受的——它必须像藏宝图、武功秘籍那样引发争抢，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组织与行为结构，一旦达不到这效果，它便一无是处。在《玩笑》中，科斯特卡曾说，嘲笑是一种锈，它腐蚀一切与之接触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因此绝对无法忍受它。这其实也足以说明“神圣”多半外强中干，在拼命贴金的同时，它远离了阳光、空气，远离了大地，它不可避免地羸弱了，并最终无法抵御任何一双试图与之亲近、狎戏的手。
现在，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那些足以载入史册的宏大事业，还有那些庄重肃穆的神圣事业，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多大范围内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里我想到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3700年前，胡夫法老征用数十万民夫为他修建不朽的大金字塔，而这件作品最后做什么用呢？仅仅是一口棺材的容器。它的确显示了人类（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生物）的智慧和群力，但对于胡夫法老以外的人来说，它在功能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于是到了现代，这种为了己欲而粗暴地侵犯私人生活的做法被人类唾弃了，思想家发展出一整套伦理来证明，动用如此庞大人力的工程，必得是符合全社会福祉的，否则即为非法。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例子却并不容易达成共识，那就是主流价值观念对个体生活的侵犯。数百年前，宋明理学执着地在全社会灌输一种僵直腰板直立不倒的伦理体系，代表性的表述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体系令全社会发生了癫狂，他们忘却了社会的存在目的应当是实现个体幸福，于是为了一个“节”，他们宁可放弃幸福。更要命的是，强权势力还热衷于以此来剥夺其他人的幸福。无怪清代的考据大家戴震面对这样的局面，幽叹道：“以刑杀人，尤可怜者；以理杀人，其谁怜之？”这样一个问题至今仍然广泛存在，并且至今似乎仍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我们很容易回忆起，当整个社会都在流行仇日时，哪怕有谁以一种冷静的语气表达谨慎的保留意见，都会被视为卖国。而“爱国”在这里，便构成了一个类似于明清社会的“节”那样疯狂的价值理念：它被不分前提地执行，并且完全不计内涵和外延。
是的，历史一次次用主流叙事以外的花絮来告诉我们，其实宏大之物就像千里长堤，而历史的真正构成元素是蝼蚁般的渺小个体，它们寄生于长堤之内。本质上他们不关心长堤的安危，那只是它们的家而已。随着历史的流淌，长堤崩溃，一切水到渠成，再也没有了起初的光鲜。秦始皇的行宫夯土台，如今是陕北贫农的窑洞，金字塔内早已没有了法老的木乃伊。千年前中亚虔诚的佛教徒后裔们，如今纷纷拜倒在安拉脚下，儒家学说独尊两千年的中国，今天满目望去都已找不到“仁义孝弟”的传人。这些宏大的工程与神圣的精神，最终也敌不过时间，而千年前宋朝的市井生活真谛，与两千年前的罗马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而今天，这些真谛依然如故。只有最贴近每个个体真实生活的东西，才是接近永恒的。对于每个渺小个体而言，只有这种东西，才真正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才真正值得他们不惜一切地去捍卫。
所以，我们不用惊讶于以下的事实。满清入关后，河北的汉族农民成批地征招入清军，参于了追击李自成和击破南明的战役。日本进攻河南时，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协同日军攻打汤恩伯。因为明军与汤恩伯部队腐败不堪，还远不如异族侵略者，所以从切身利益出发，“国家”与“民族”的“大义”被人们断然抛弃了。同样，我们也看到蒙元侵宋时手无寸铁的书生死守书院大门，直至全部战死；清军侵入江南，几乎遭到殊死的反抗，以致江阴、嘉定几成坟场。无他，蒙古蛮族的到来必将摧毁华夏的儒学文明道统，清军的剔发命令严重侵犯了富裕的江浙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他们不惜一死，坚决反抗。与不太可靠的“宏大原则分析法”相比，有一个原则几乎是永远适用的，那就是最关注个体利益得失的，永远是每个个体自己，而“爱国”、“圣恩”都不能代替他们自己。虽然人并不永远是精于算计的“经济理性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愿意分析利弊，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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