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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prile 两难问题3·14事件爆发时，我正在写论文。余波至今，倍极喧腾，海内鼎沸，赤炎昂扬，于是我的论文也写不下去了。浏览了一遍各大论坛的贴，看了几个视频（很强大，平素死死封住的网站这段时间都通了），做了点粗糙的功课，头脑里终于理出了一些头绪。那就憋点字出来。 我不太关心抵制法货、抵制德货的宣传，也不是很关心西方媒体的那些报道。在这个时代去抵制一个物质品牌，说穿了就是在抵制中国自己，这个品牌只不过是中国众企业的销售终端。实践上，根据历史经验，这类活动最后也多半无疾而终。而西方媒体的嘴脸，我向来的感觉就是“阴险的高明”——这从BBC历来的报道风格看得出来。对此我习惯了——中国么，反正永远和那么几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我真正担忧的是关于国内的两个现象：(1).我认识的几个启蒙主义者，还有一些多少是迷信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因了此事，完全倒向了民族主义；(2).剩下的一些发出“独立”声音的人（以南都系为代表），言辞迂阔，并且受到了草根舆论的围殴。这种风向的剧变显示了西方理念的引入，实际上还是很浅，精髓没到手，扎根也不深，能够应对的场景非常有限，所以才会让启蒙主义者在应激状态下松动了脚跟，让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在概念上露了怯。我的理解，西方人将此事处理成文明冲突在先，普世价值随着造假破灭；而在这普世价值的想象幻灭后，缺乏替代资源的中国人，也就无可避免地倒向民族主义——文明冲突的风，当然把花花草草都往文明对抗的方向上吹倒。这时候坚决不倒过去的，实际上细究起来，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后面讲。 目前大体上这么几类人：(1)主张主动出击，示威、支持科西嘉和北爱独立；(2)主张防守，向各大西媒抗议，公布真相；(3)主张自省，反省民族政策，反省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态度；(4)主张投降，承认民族自决原则，反对目前国内的人权现状；(5)主张疯狂，对内镇压，改土归流，实行彻底汉化；(6)无主张；(7)其他。看了一下，齐活了。表个态：我同意1-3的综合，反对4-6，对7无语。 同意1和2，是因为这是文明冲突。为什么说是文明冲突？因为我注意到这样一些细节。英国人对留学生喊：你们这些种族屠杀的中国人。德国人在地铁上质问：刽子手中国人为什么还不滚出去？他们甚至对韩国人这样喊。法国人对留学生说：你们如果反对我们对抗中国，就滚回中国去。请注意，对象不是中国政府，不是中国人权，而是中国和中国人。我由此坚信，这种“人权”抗议的基底驱动力一定有很大程度跟“普世价值”无关，而独独是“文明冲突”的。再深究，那么可能与经济有关，也可能就只是因为看不惯。倘若做不到对事不对人，那么这种抗议不过是另一形式的民族主义亢奋而已。 同意3，是因为就我阅读藏人文字的感受，那里的确出了问题。这其实主要也是经济的。青藏高原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没有信仰无法生存。但信仰不是全部，近十年的世俗化进程，一样可以剧烈冲击藏人的生活，没有人不希望生活得更宽裕更舒适。现在的问题，西藏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人，是涌入的外族商人以及与他们关联较紧密的藏人，而非普通藏民。一个经历3·14的维族妇人说，她不怕那些有工作的体面藏民，只是怕那些衣着邋遢、在街边晃悠、看起来没事做的。这些其实是失业者，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安定分子。如果要藏区长治久安，单靠“输血贿赂”的少数民族政策需要进一步修改。 但问题还不只是那么简单。汉族目前普遍迷惑，为什么给了他们这么多好处，他们依然要独立？表观地看，要求独立的主要不是普通藏民，而是一些喇嘛。政教合一体制下，喇嘛作为藏族社会的精英可以全权管理藏区，现在权力失落了，所以不满，光给物质好处是很难收买的。深入地看，民族国家概念已经在全世界生根发芽，对于一个继承了多民族杂居的帝国形态的中国来说，民族国家理念与现状实际有着激烈的冲突。我们不得不假想了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来整合国家，但这个共同体在共产幻想破灭后，已经没有了共同的价值目标。（清朝为什么能安稳？一来，它是帝国Reich而非民国Nation，二来，官方尊崇喇嘛教，这就同时稳住了西藏和蒙古）这个时候，个别族群的精英一定会把目光盯向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也就是冷战结束，帝国对抗的阴影散去后，局部战争和民族冲突反而频发的真正原因。在这个前提下，面临的两难问题，就是：用哪种办法重塑我们的共同体？不可能官方尊崇喇嘛教，全盘汉化也不现实。这需要思考。 眼光拉远一点，西方的鼓噪没有参考价值。我不是说他们不了解西藏的历史和现状，而是说他们的思维歪了。对于政界，他们需要的是可以干涉中国的把手，我不相信他们真的希望西藏和他们一样好。对于民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或者说原生态的文化动物园，因为他们需要吃完晚饭看电视，周末节假日去旅游。由于在这个虚幻的立场上批评中国，所以经常自相悖谬。比如，中国不发展西藏，导致藏民贫穷；同时积极汉化，破坏当地文化。但其实呢？真正笼罩中国的，是全体构成民族的急速西化，而不是什么少数民族的汉化。西化才是当前破坏文化多样性的最大电锯，只不过在西藏，由二道贩子汉族来执行而已。而如果不执行这种西化，贫穷则不可改善——如今的财富表现形式，无不是“西方”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尔不吃草，这是不能靠谱的事情。这也就是中国人对西方抗议者僵硬言辞感到说不出的难受的原因——它们太穿越了。 我当然相信有的人发自内心地希望改善藏人的处境——如那些藏人所要求的。但这种想法很天真。他们不了解藏密，不了解这样的政教合一政权意味着什么。双修佛的秘仪，以及有据可查的剥皮人祭，还有盛行的抽签决策，我估计没几个人真能吃得消这销魂的视觉刺激。本质上这样一个“文化”是前现代的，讽刺的是，却在用非常现代的“人权”“自由”概念来伸张权利。批评共产主义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没理由在这个问题上犯迷糊。 好吧，最后关注一下我所谓的投降派——疯狂派我就不说什么了。投降派的理论很有趣，他们代表了西化不深却非常顽固的那群人。很多概念在他们那里搞混了。比如，藏人有权决定自治。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法理上没有理由随意脱离出去构成自决实体，除非大家一起投票。轻易就忽略了本国法律，这是投降派的问题，当然部分也说明中国法制化的不足。说起来，按照民族国家经典理论，有差异有意愿就能独立，那么好了，西伦敦人看不起东伦敦人，是不是应该free west London？这样的无穷推恩推下去，无非是形成一个原子分散系状态的社会。老子对此一定很高兴，但作为一个还算有脑的当代青年，我对此觉得很苦涩。至于投降派的其他主张，多数就是“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人权那套。人权，当前在中国应当着重于“可及性”，而不是那些大而无当的东西；自由，应当着眼于“实质自由”，参见我对阿玛蒂亚·森的书评，让脑残也有上台表演的自由，只不过满足了一种自我想象；民主，看看当前乡村基层盛行的贿选，还是先别跟西方邯郸学步，选票不等于民主，民主的实质是说话。不管怎样，说话要踩着大地，大风迎面一刮就轻飘飘飞向太阳，完全不顾及现实，那么即便给了他资源，也找不到实现的路径。我留意到海外那些持此立场的留学生，最后无非是投到了雪山狮子的阵营里去。非此即彼的自我编码行为，依然证明着他们的幼稚。 当然我也不是对民族主义泛滥完全不乐观。至少，那么多学生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修正自己的表述，以让它们更能被接受。虽然红旗漫卷，气势上总是让人有点压迫感，但考虑对象的接受习惯，毕竟是“对话”的表现。相对而言，真诚的西方抗议者们清一色地对中国进行嘲弄，喊着那些他们自己也未必理解透彻、或者自己能够透彻理解但却很脑残的口号，我不觉得双方真有什么高下。我只是希望，这种民族主义不要沦为多数暴政，肆意施加判决，更不要成为惯性，直接影响日后的国运。日本七十年前的前车之鉴，必须吸取。另外我还是希望知识层不要跟着乱倒，虽然说起来，中国的知识层上一次有效干预社会是啥时候，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说了半天，把最重要的忘了。喊喊口号吧。奥运将会是个不错的契机，西媒这两天的报道开始有修正的苗头，到了开幕以后，正面的东西还会多起来。韩国就是个例子，虽然不能指望效果像韩国那样好。抵制不抵制就不必管它了。有人问，凭什么奥运要和政治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也很天真，奥运当然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不光政治，所有东西都要联系起来。哪有分得那么清楚的事情？就如同历经多年落魄和艰辛，有一天我终于有钱了，决定宴请街坊邻居来吃饭，邻居里不乏陷害过我的，甚至翻墙来偷过我家古董的，但我都请。这是不是面子的体现？随便吧，仁者见仁，淫者见淫不是？请帖一递，他们一定心里有疙瘩呗，甭管什么疙瘩，到时候就撇着嘴嫌我厨房不干净，或者嫌我别的什么什么不如他们家，说不高兴来了，我该怎么办？好恶这个事情，没什么道理的，有时候想开了，也只能泰然处之。 07 maggio 我难得评论一把时政 前些日子平行读到两则新闻，一则是刚刚死掉的丛飞，另一则是富豪云集的某内地奢侈品展览会上一款220万的跑车因为价格没够到250万的准入线而被拒。很多东西天生经不起比较，这两则单独看都挺一般的新闻一旦合在一块儿，立马就各自放出光彩来。 我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富人没有出息。 这里所说的没出息跟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一样。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司马光写给儿子的戒条《训俭示康》里延伸引用道：“管仲镂簋朱紘、山节藻梲，孔子鄙其小器。”俗气，没境界。表面看来，中国的大多数富人也是这么回事。 但在丛飞的对比下，这个“没出息”还有另一层意味。通片sb烘烘的《蜘蛛侠》里有一句话，“power越大，responsibility也越大”。这句话是代表广大掌握了米国社会统治权的资产阶级说出来的，充满霸气也充满担当的勇气。在《国史大纲》里，钱穆百转千回地强调隋唐盛世的根本原因，就是世家贵族的担当精神和政治责任感；而在官本位的宋代，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是士大夫以天下自任的担当精神，这种政治心态的贵族气度绵延而下，不曾断绝。很显然，掌握了资源，就得相应地回馈社会，这才够格当宰制者，这才叫出息。 而目前的中国富人恰恰远没有这种气魄，他们的公众形象似乎始终都异常地猥琐。涉及他们的新闻只有千篇一律的“慈善捐助总额中富人所占比例甚低”，或者“百万富翁重庆征处女”，又或者就是“富翁一掷千金购置n部悍马”。这些新闻很清晰地勾勒出经典的“小器”的形象。他们攫取来丰厚的资源，是用来进一步向社会攫取公认的稀缺资源的——比如处女，象征优先的性权力，比如悍马，象征优先的享受权力。他们的信条就是攫取，攫取，再攫取。如此小器的阶层，有什么资格领导国家，领导人民。也许中国是需要政治转型，很多人因此把宝押在资产阶级身上，或者中产阶级身上。然而回过头看看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这两大阶层在干什么，再回头看看中国今天小富即安、骨子里反动的中产阶级，和只思攫取不思回馈的小器的资产阶级们，他们都在自家优渥的生活背后干些什么。他们都那样地没出息，他们都那样地靠不住。 更深刻的问题很可能还不光体现在富人身上，也包括那则用作参照系的平行新闻。丛飞被官办媒体用作为“爱”的典型，这本身也是值得反思的。在对丛飞的采访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他是怎样地受着道德洁癖的感召，这几乎构成一种强迫症，而与此同时充斥耳边的还有质疑和受捐助者的白眼狼行径。这般的时势下，丛飞的事迹实质上跟明朝的道德标兵海瑞一样，孤立无援，很尴尬。倘若一个时代都已经不敢相信有好人了，那么这个榜样还能有多大效用？ 这个时代缺乏一个靠得住的、能找到出路并且人数众多的领袖阶层，缺乏一些扎根草根的精神信条，缺乏让人们轻易去做好事的径路。富人缺乏信条，只知道攫取攫取，藏富露富，找不到施展责任感的路。穷人也缺乏信条，只知道挣扎挣扎，羡慕羡慕，同样找不到施展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路。中间部分的人一样被限制在这样的困局当中。我们都活得很没境界。 28 luglio 华盛顿：伟大的几分钟（转自天涯）华盛顿：伟大的几分钟
作者：狄马 提交日期：2003-11-28 9:55:00
1783年12月23日，对于硝烟刚刚散尽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大陆会议将在安纳波利斯举行一个隆重而朴素的仪式，美国独立战争之父、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将在这里交出委任状，并辞去他的所有公职。 之所以称这为一个仪式，是因为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遣散了他的部属，并发表了动人的告别演说。他说：“你们在部队中曾是不屈不挠和百战百胜的战士；在社会上，也将不愧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在抱有这样一些愿望和得到这些恩惠的情况下，你们的总司令就要退役了。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两天后，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一条驳船等在白厅渡,准备让他渡过哈德孙河到保罗斯岬。军队的主要将官聚集在这个渡口附近的一家旅馆向他作最后饯别。这是他们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司令官最后一次聚集了，因而心情格外激动。据记载，华盛顿也很快就和大家一样为分离的悲伤打动，他们热泪盈眶，无数次地拥抱、干杯，然后，华盛顿就走了。 他已把他的军中行李托运回故乡，但他知道，在他正式解甲归田、返回弗农山庄之前，他还有一件顶顶重要的事要办。那就是，把他在八年前由第二届大陆会议授予他的总司令之职，交还给当时象征着人民权力的大陆会议。
交还的仪式是由他的同乡，弗吉尼亚人托玛斯●杰弗逊专程从巴黎赶回设计的。当时他正代表新生的美国和英国在巴黎签定独立条约。一俟签字仪式结束，他就匆匆赶回纽约，亲自设计了这个伟大而庄严的仪式。 在杰弗逊的想象里，这个仪式是这样举行的：华盛顿将军走进“国会大厦”（当时的大陆会议厅），在议员的对面他获得了一个座位。然后由议长作出介绍，华盛顿则要站起来，以鞠躬礼向议员们表示尊敬，而议员则不必鞠躬，只需手触帽檐还礼即可。最后，华盛顿以简短讲话“交权”，议长也以简短讲话表示接受。 结果，整个仪式不折不扣地是依照杰弗逊的设计完成的。 华盛顿的最后讲话十分简约，一如他平时的朴实谦逊。他说：“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庄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议长则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齐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据史书记载，整个仪式十分简短，前后只有几分钟，但正是这个几分钟的仪式却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动不已。当华盛顿将军，这个为了赢得战争不仅变卖了家产，而且因操劳过度生出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的总司令发表讲话时，每个人的眼里都蓄满泪水。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外在压力，仅仅依靠内心的道德力量就自觉放弃了在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聚集起来的权力。在它以前，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逊位、下野、惧怕各种祸乱而“功成身退”的范例，在它以后，人类历史上还将出现无数以杀戮、屠城为代价而权倾四海的英雄豪杰，但有了这几分钟，那些大大小小争权夺利、不惜弑父杀子的英雄故事黯淡了；那些装神弄鬼、沐猴而冠，一朝手握权柄就以百姓为刍狗，运用人民交付的权柄就像运用自家厨房里的一根柴火棍的所谓“领袖”、“导师”黯淡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土洋奴隶主以各种美妙的名义取得“天下”，而后千方百计延宕、推诿，甚至在垂暮之年还死死抓住权力之柄就像抓住救命稻草的“救星”、“伟人”黯淡了…… 我们试以这个仪式的几个动作为例，逐点分析这里面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1、 座位 这是这个仪式开始的第一步。和其它几个动作一样，它表达的是杰弗逊以及一代开国元勋们对新制度的理解和想象。当华盛顿走进议会大厦时，没有人给他献花，也没有听到议员们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号子。他只是在议员的对面获得了一个普通的座位。这个座位没有安排在议员席里，更没有人自动让出中心座位，以营造一种众星拱月、“紧密团结”的氛围，而是让他静静地落座在“议员的对面”，这显示了美国人的政治智慧。因为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国会是一个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而军事首长则是隶属于行政分支的武装力量。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代表民意的“代表”最后竟和军队勾结图谋不轨。一句话，他们不愿意看到“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祥和景象，因而军事首长和民选代表勾肩搭背、亲嘴握手的喜气洋洋在这个仪式里就只能付之阙如了。 2、 鞠躬 这是整个仪式里最核心的动作。杰弗逊以及一个新生国家对军政关系的思考几乎全包含在华盛顿的一鞠躬里了。它象征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也就是从那一鞠躬开始，美国的军队便严格地置放在了国家之下。军队不得参与镇压国内百姓，它只是民众用来抵御外敌的工具，即只能对外，不能对内，甚至以后的法律明确规定，动用军队维护国内治安是违法的。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美国人就明确了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国家是不能靠武力来管理的。这样，一个打下江山的人就没有顺理成章地“坐江山”，一个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在政权建立以后，就将枪杆子悄然退去。事隔多少年，仍然使我感到莫名惊诧的是，当时包括华盛顿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 3、 还礼 这是整个仪式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因为既然华盛顿的鞠躬表示的是“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那么由文官组成的议会就再不能“鞠躬”了，否则就成了“多头政治”。而议员们手触帽檐还礼，只是为了体现一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他们没有我们通常见到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诚惶诚恐，也没有万能的救主将权力下放给草民的感激涕零。既然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都是天赋的，那么，你把人民在非常时期自愿让出的部分权利还给人民就是天经地义的。这用不着解释，也用不着感激——要感激也只能感激上帝——只需手触帽檐象征性地表示一下礼貌就可以了。 第二天上午，华盛顿就离开了安纳波利斯，回到了弗农山庄，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过起了一种心满意足的乡绅生活。 从那以后人类历史上又举行过多少英才霸主的加冕仪式？恐怕谁也说不清。但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所有这些仪式，包括大大小小的宣誓、效忠、集会、游行、磕头礼拜、言不由衷地举拳头、呼万岁，都将湮没无闻，惟有这个仪式会永垂不朽。它将会和苏格拉底的慨然饮鸩，布鲁诺的身被火刑，巴黎人攻下巴士底狱一样，被人们长久记诵。 这就是这几分钟的意义，也是华盛顿对世界的意义。 25 luglio Propaganda Department[转]宣传部，英文译名是Propaganda Department。以propaganda为名的部分，西方政府是不会有的，因为这个字含有很浓的虚假含义。
按propaganda一字，源自一六二二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Gregory XV，1554-1623)设立的College for Propagating the Truth(传道会)。传道会的任务，自然是要把天主教教义传播(propagate)世界各地。当时英国人把这个组织简称为Propaganda；而英国基督待由于信仰不同，自然认为Propaganda传播的都是谎话。于是，所有不老实的宣传，后来都叫做propaganda了，例如:
He dismissed the ***ists' proposals as mere propaganda. (他们认为***主义那些建议只是宣传把戏，是不是值得理会的)。 在西方的观念中，“民意”和“舆论”怎么能靠“宣传”来引导呢？加上Propaganda一度是戈培尔的宣传部长的译名，几乎和Holocaust专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一样，贬义很重。我们采用这样的翻译，难免受到西方——哪怕是普通民众——的误解。 15 luglio 悼念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天才哀痛换来的自由
南方周末 2005-07-07 15:17:23 宇光专栏 先知杨墨 在给朋友的信中，杨墨写道：“我常常思考这世界于人性中的种种迹象，和关于爱的启示。我用我的哀痛，换取我的自由，换来的却是一片空白的世界。”对这位敏感“一片瓜子壳扔到他心里，都会产生层层波浪”(杨墨父亲语)的少年来说，他积蓄在心里的哀痛，实在是太过深重了。 但他没有抱怨过，哪怕他面对的是最为巨大的心灵伤害。他说：“那些不与自己尸骨等高的灵魂，他们不愿与我亲近。因为我不曾是他们的，一个哀苦的叙述者。我热切的眼神，也从未见过他们，起死回生。”杨墨的同学、好友金文强也说过：“和他相处感觉不到他有怨恨。”可是，精神上的巨大哀痛和苦楚，仍时时在折磨他。 我们能够想象有这样一位少年吗？他从小就不会对任何欺负他的人还手，安静地痴迷于自己的游戏和玩具，同时又让父母揪心地对危险行为毫不介意。对同学的玩笑和恶作剧无能为力的他，却胆敢骑着没有刹车的自行车，疯狂穿梭于奔驰的车辆之间。 因为不适应中学教育，他连高中也没能考上。可他思考的问题，就连年长他40岁的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也觉得深奥难解；对他干净的人生与创作态度，更是自愧不如。这位极富智慧，对哲学家老子最为赞佩的少年，“也不是用老子保全(自我)的办法。对人世间的事，他不知道，更不用说那些狡诈龌龊的心机。他……摆动在人生的两极：一边是孩子般的纯真，一边是莫测高深的智慧，两者非常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刘文孝教授语) 在采访杨墨亲友的过程中，我几乎在所有人的嘴里，都证实了杨墨在社会生活能力方面的严重缺欠。他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不知道菜肴的名称，不认识家乡城市的道路；他不知该如何与陌生人相处，以致对常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和话语，都有可能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他没有办法找到或者适应工作，也没有办法挣得自己的生活所需。尽管，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做到。 他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和设计等方面的超人天赋，在现实中毫无用处，因为他对“必要的中间环节”——人际关系、市场需求和必须通过的制度程序——根本无法接受和适应。为此，家人、朋友出于对他的爱护和关心，一再帮助、要求或者责备他，同样对他造成了伤害。在爱情方面也是如此，他将其所爱的对象“理想化”，以致在现实的求爱过程中完全失败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就是在这种“完全失败”的现实生活中，他用极为罕见的方式努力自学，体验并领悟，创作了杰出的天才作品。他的生活失败了，但他对生活底蕴的认知和感悟，却远在我们之上；他的爱情失败了，但他对爱情真谛的追寻、领会和信仰，更非常人所能及。在这方面，他完全成功了。 对此，杨墨非常清楚。他说：“太弱就会被环境所淘汰，太强也会被环境所淘汰，这同样都是不适应环境。”而他本人，恰好兼备了这两种特质。他没有抱怨，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抱着“必死的信念而坚强地活着”，拼尽全力完成自己的使命。随着创作的开始，他预感到自己留存在人世的时日不多了，便越加凝神专注地进行着极为严肃的工作。 对他如何能做到这些，他说：“因为我没有翅膀，所以我选择飞翔”；“我不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才成了我的位置”；“蒙蔽现实来掌握生命”；“所谓生活不过是好好装样而已”；“真生命里的假灵魂”；“逃出生活，追寻生命”；“谁想真正地了解人类，除非他从未有过堕入人的局面”；“有一种面具叫做命运，有一种疼痛叫做生命，有一种机会叫做人生。”“如果说是为了生存，人类要抛弃了本来的善愿与真爱的话，那么生命还值什么呢？”如此犀利而勇于创造的目光，会让胆怯的人不寒而栗，会让麻木的人不可思议。 杨墨知道：“不穿鞋也能走路，但会走得很痛。”他天才而独特的生活与创作的一体方式，使他在精神上陷入了全然的孤独。但“谁愿承载这人间的智慧，他必得背负这人间的悲哀。”他终于赢得了“伤痛之后的自由”，着手完成自己的天才。终于，疾病向他袭来，即将使他的生命变得毫无意义。正如凡·高临终前那样，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你无法放下一切，你便无法拾起一切。伴随你的只有孤独和恐惧。” 杨墨选择了离开，并以他的离开作为对世人的启示。这位来自天宇的少年相信自己一定还会再回来，就像他说的：“人生就是这样开始的，每个人曾都是天使，因为爱我们来到世间。”永远凝聚在他脸上的微笑告诉我们，他如此成功地度过了自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您相信吗？
南方周末 2005-06-23 15:30:42 宇光专栏 先知杨墨 《南方周末》马莉编辑来函约稿。很显然，她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人（现在我就把姓删掉）。不过她欣赏的文字，确实是我本人写的。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忽觉机缘巧合，可以向她说说另一个“人”。———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这个“人”，只认同一半人类的身份；而他的魂灵，此时也早已回归天宇。要想对别人说清楚这样的“人”，谈何容易。 当我有点煞费苦心地遣词造句时，不免苦笑。从我得到他刚出版的文集，随即忘掉了一切，连续几昼夜入神苦读，终于看进了他的文字之后，我就知道，这个魂归宇宙的“人”，肯定知道我此时的尴尬———他早就知道了———正微笑着看我呢。 我给马莉回信道：“因名词用烂，什么也不能表示，在这里，我一下不知该怎么对您说起此事。但请您相信，我是最为认真地对您谈及此事的！几个月前，昆明一位22岁的青年走了。最近，他的父母自费在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人性的尝试》（除几篇短文曾在当地报刊登载，都没有发表过）。 “文集附录的文字不足道，包括收录其中我的那篇垃圾小说。但文集的内容，却给了我最大的震撼。在他生前，没有人认识他，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文字与行为。怎么说呢，所谓的先知圣哲，是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事了，但在这位青年身上，却具有某种先知圣哲的气味。至少，他是一个天才。用最简单的话说，如果以往的社会意识是杯子，人的灵魂是水，那么，他是冰。他想突破和创造，结果是他碎了，禁锢他意识的杯子也碎了。 “近来，我一直在采访他的家人和朋友，每个人都像一面镜子，反射出各种不同而丰富的他。采访正在紧张进行，只有时间和精力整理出一篇且未完成。先发给您看看。明日给您寄去他的文集。如您有兴趣，请与我联系，再考虑怎么办。盼望着您的眼睛！” 马莉编辑第二天中午即打来电话，说她感到很新异，也很感兴趣，并约我用合适的方式在她编辑的版面上述说其“人”、其事。恍惚到今天，我决定采用连这个“人”也一度具有过的，并被他称作是“第四个灵魂”的方式，即“入世”、“思考”的方式，不顾他在天之灵善意，但略带嘲弄的微笑，边“思考”，边对人们说一说他。这个“人”，名叫杨墨。 当然，您会问：莫非仅凭这几段莫名其妙的文字，你就要我相信出现了一个什么天才，甚至还有点什么先知圣哲的气味？这不是妖言惑众嘛！何况在你的文字中，这个叫杨墨的打引号的“人”，还什么都没说呢。不急！这不过是第一篇限于写稿要求而即将结束的短文。再说，您在这儿闻到邪魔外道的气味了吗？ 采访杨墨的同龄人时，作为与他朝夕相处过的同学、好友，他们虽然承认杨墨极有天赋，内心饱受磨难，言行超常，但也根本不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更别说是具有什么先知圣哲的气味了。他们对我采访的目的感到困惑，说原先还以为是来问青少年成长期间的心理问题的。可等他们仔细回忆起来，却说出了令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的话语。前面信中提到的那个比喻，便出自他们之口。 我说，要讲清楚杨墨，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如果真懂了，也不过就在瞬息之间。而且这样来讲述他，或许仍会偏离他的本意。如他所说，如果想要别人认同他，那他的文字也便“沦为真理”，不过是公认的俗见罢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今中国社会在物质上已开始步入现代世界，在精神和意识上也在不断创造新的形式。多少人在为此殚精竭虑。起码我们知道，自秦汉以来，绵延了两千年的社会文化形态，一百多年来巨变不止，已经到了转型的关口。同样是少年天才的兰波，19岁时便预言了西方的现代精神；而与他同时代的圣哲尼采，也把基督教延续千年的思想禁忌打破了。这才让西方人有魂有灵，有理有据地意气风发，无可阻挡。 如果所谓的新世纪真与中国有关，与东方有关，那么，我们就需要各式各样具有创造能力的人物出现，越多越好。您相信吗？ 我想我能理解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的整个高中生涯都在试图接近这样一种高空之气。“我来告诉你大地之意义！”遗憾的是我的心灵远没有那么纯净，我总是轻易地被思想以外的东西影响，并且总是轻易地陷入愤怒。智者是不能愤怒的，先知只能为这个世界本身愤怒。而我的愤怒本质上只关涉于自己的利益。 王小波要从庸人头顶腾跃而过，尼采要超越庸人，福楼拜嘲笑庸人。只有关在书斋里的人有资格这样思考——至少他的心灵必须被紧闭在炼丹炉里。我因了自己的闭塞和交际无能，终日焦灼地锁在书房中踱步，思考着建立于“超越”基础上的问题们。真正的思想者必须因为对世界的“爱”而焦灼——因为爱的能力被自己或者被世界阉割而焦灼。幽闭在暗室里的普鲁斯特和斯宾诺莎，爱而不能，于是他们在精神中逆行时间，创造了新世界。神经质而异常敏感的卡夫卡，在“爱”或“不爱”的自我折磨中洞悉世界的破碎与荒谬，与他同样不幸的还有克尔凯郭尔。人性就在这种拉风箱式的反复煎熬中溢出自己的原质。 这个名叫杨墨的年轻人，破碎的文字中带着尼采般的神气，卡夫卡般的悖论和抽除因果细节、试图直达真相深处的决绝。这是我曾力图达到的，不幸的是我没有坚持，幸运的是我没有坚持。无论如何，当我想到这样一个澄澈的天才已经死去——就像当年我所知道的苇岸、海子——再与我们无干的时候，我便热泪盈眶。这个世界对待这些灵魂高傲但却残破的人们太粗暴、太不珍惜了。我已幸运地变得如此平庸，但我依然要以自己苟活的身躯，深深鞠躬，祭奠这些不该被遗忘的、永远昂首的心智。 20 maggio 儒学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转]——郭齐勇先生访谈录 郭齐勇 王达三 王：您从事儒学研究和教学多年，请问您是如何看待目前儒家文化的境遇和前景的？ 郭：儒学已经淡泊衰微了百余年，到目前为止，这种趋势还没有明显改观的迹象。我对儒学的这种境遇有种深深的忧虑。但在儒学的前景问题上，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文化有很强的连续性，其传承与发展，不是一下子就能断绝的。生而为中国人，就必然或多或少受到儒学的影响，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所做的一些研究，就是试图努力彰显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儒学底蕴，使它由自为的层面上升到自觉的层面。 王：近来有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化事件，比如，2004年的公祭黄帝陵与孔子，蒋庆等人的阳明精舍儒学会讲，读经热潮以及有关读经问题的讨论，“甲申文化宣言”等，似乎表明儒学的境遇正在逐步改善。 郭：我认为，对这些文化事件须做个两分：一方面，儒学在淡泊衰微了百余年后，也该有个自我觉醒和重新振起的机会了。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碰撞、交融的今天，如何发掘儒家文化的真精神，并使之有益于当下中国人的身心性命的安顿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仍是一个需要冷静对待的大问题。知识分子应保持独立的人格与操守，发展草根性的儒学，进一步推动社会场域或空间的扩大。在多元化的社会结构里，儒学的境遇就会慢慢好起来的。 王：那么，您认为儒学复兴的最大的机缘是什么？ 郭：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历史和现实是紧密贯连的。即使目前，儒学与中国人的生活，例如我们的家庭、社区的生活也是紧密关联的。我不太用“儒学复兴”的提法，这个提法很大程度上是因应“儒家文化崩溃论”或“儒家文化博物馆化”的说法的，而这后两种提法，是误解、曲解或不了解儒学的西方人或者对儒学丧失了自信的中国人的不正确的结论。为什么？人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存在的家。只要世界上还有中国人的家庭与社区，还有汉语，儒学就不会消亡，传统就不会断裂。我们不是往昔的古人，难道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了吗？白话文不是往昔的文言文，难道白话文不是汉语吗？但如果非要回答你这一问题的话，我认为“儒学复兴”的最大机缘，或者说其厚实的土壤，是内在于中国人生命之中的儒学的沉淀和文化情感。当然，我们必须努力做一些促使儒学自觉的工作，而不是任其自然发展。 王：这样说是不是有些把儒学“人伦日用而不知”的作用过于拔高了？ 郭：儒学是常道，是生命生活生存之学，将人生的基本的、普遍的问题予以反思、提升，而后落实于人伦日用之中。即使那些看似高深玄妙的天道性命之学，也是由人生常道问题予以反思提升后又规范引导人生的。这是儒学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天然是儒家，在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会有更大的贡献。 王：能不能就此举个例子？ 郭：就拿我身边的人来说吧。先父是一位极平凡的人，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因为家大口阔，他是长子，14、5岁就去布铺当学徒，做生意，后来当会计。他与家母一起，承受极大的生活压力，努力照顾祖父母和诸叔叔姑姑（父亲兄妹八人），养育我们兄妹七人。他经历了抗战、内战、解放后的公私合营与文革等等历程，一生艰辛、勤劳，敬业、尽责，即使在“左”的氛围与压力下也不改变做人的原则。我们小的时候，常听他说，人活着，要有志气。父亲于2004年6月去世了，享年九十一岁。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断断续续对我说过一些话，我记忆很深的有这样两层意思：一则为：我这一辈子，没有害过人，从不搞坑蒙拐骗，不欠公家、他人一分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公私商店的老板、负责人和朋友；另一则为：我也放心了，你们兄弟姊妹都走上了正路，没有一个吃喝嫖赌的。他临终前的这些话，很平实，很普通，而且说的都是一些伦理底线的内容。但这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我的父母亲再苦再累也努力把幺叔培养出来，送他上了大 王：如果存在“儒学复兴”这样一个问题的话，除了人伦日用层面的儒学意识需要彰显之外，您还有没有其它的预期？ 郭：当然有很多。儒学在古代是一个整全的系统，从国家、民族到社会、个人，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天道秩序到身心性命，等等，无所不在。儒家文化是包容的、常新的。儒学的再发现，并不是复古，更重要的是，儒家的价值观念能更多地渗透到人的意识之中。儒家思想与制度也可以参与当代的制度安排与秩序设计中，例如“礼”之中就有不少，可以转化。儒家思想可以与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生态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对话。比方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有关公平与社会公正，正是儒家的强项。又比方说，年轻人讲自由，其实，不管是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美学的等层面的自由，伯林讲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在儒家的论说中都十分丰富，值得发掘。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能不建立在德性伦理之上。我们的家庭伦理、社群伦理、工作伦理、企业伦理的建设，都可以在儒学中找到资源。在生态伦理、文明对话、国家间与族群间的交往伦理方面，儒学资源都大有可为。我们有责任做创造性转化的工作。我过去在一篇文 王：目前，有少数人儒学上的原教旨主义色彩比较浓，特别是有的年轻人穿儒服，戴儒冠，蓄长发，留胡须，言必称孔子，已经造成一些社会层面的影响。 郭：我不太主张用“儒学上的原教旨主义”的提法。穿棉布的对襟式的宽大上衣，比较舒服。其实中山装也很好，是中西合璧的近代服饰。选择服饰是个人自由。当然，儒学合于人性人情，不太出偏。中庸之道，很难导致极端主义。现代是一个多元社会，或许有的年轻人是真心体认儒学的，但儒学的真精神是生生不息，与时偕行，这才是儒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服饰是不断变易的。古代上衣下裳，裳是裙子。何为儒服、汉服？冠也有多种。服与冠，历史上没有所谓统一的做法，也不可能有统一的儒服儒冠。我记得《礼记》中曾记载孔子说：“丘不知儒服。”又说：“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儒家强调的是价值理念和风骨气质，特别是强调要有其德其行，而不是拘泥于服饰和形式，否则会失去其真精神，失其大体而流于偏颇。 王：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原教旨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成为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乃至大汉族主义。比如有的年轻人就穿汉服祭祀袁崇焕、岳飞、于谦等人，并贬低有元、有清两代。 郭：我想没有什么“原教旨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要用这些名词。对于大汉沙文主义，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华历史与中华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是连续的。维系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是中华文化的一贯性，是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融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一直是相为一体的。否认历史和割裂文化，既不可能也没有益处。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比如袁崇焕、岳飞、于谦，是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产生的，应以历史的态度来分析对待，而不宜把他们作为民族英雄的内涵无限放大于现代。如果我们把游牧民族的历史功绩，把北朝、元代、清代等等否认了，抛弃了，那就不是中国史。恰恰是游牧民族给中原文化带来了活力，恰恰是在元代与清代，儒家得以大兴。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考的教材，恰恰是元仁宗时定下的，尔后成为定制，影响东亚数百年。儒家一直是有大同理想和天下情怀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夷夏大防，是文化问题也是民族问题。汉民族要多向少数民族学习，当然我们既反对大汉沙文主义，又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在长久的民族亲和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王：也就是说，您不认为民族主义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助缘了？亨廷顿曾断言一个民族强大之后，必然回归传统。同时，他也判断，中国的复兴是不可避免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他认为儒教必然成为抗衡西方文明的世界性力量。 郭：理性秩序的民族主义，比如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我并不反对，而且也认为它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位时发展自己的一个必要的助缘。但是，狭隘的、自大的、盲目的、排他的，例如义和团与红卫兵式的民族主义，千万要不得。亨廷顿明显错了！我不是说他预计中国会发展起来错了，而是说他预计中国发展起来后必然以中国文化对抗西方文化错了。中国文化在本质上不是扩张型侵略性的。亨廷顿这样认为，是从西方文化的忧虑感出发的，说到底，是站在西方利益基础之上的西方中心主义。 王：您是从何种意义上判断中国必然会发展强大起来的？ 郭：道理很简单。你对自己的未来有希望吗？（答：当然有）小刘对自己的未来有希望吗？（答：有呀）我也有，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丧失了信心的中国人向来都是极少数。怎么能够想象，有着13亿人对自己的未来怀有美好希望并且努力工作的一个泱泱大国，会一直落后在别的国家民族后面呢？当然，中国目前也有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不但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也需要时间来消除。 王：问题是，中国发展起来后，未必回归于儒家文化。 郭：关于这个问题，亨廷顿的解答还是有道理的。一个国家民族强大之后，必然会回归于传统文化。或者说，就不能或不应离开传统文化。日本、韩国，就一直没有离开。也有离开过的，以色列的语言文字曾死亡过，但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他们的学者硬是通过百余年的努力，把死去了的希伯莱语予以复活。从世界范围来看，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象中国一样在近代反对和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样激烈彻底了。一个国家民族的复兴，未必以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前提，但国家民族复兴之后，必然回归于传统文化，并以传统文化复兴为国家民族复兴的最高标志。这一点，于中国来看，还是可以预期的。 王：但中国传统文化目前处于弱势，目前的中国文化场景，要么是快餐文化，要么是西方文化，中国自己的文化内涵与特色，反而是反主为宾，无容足之地。照这样下去，很难看到中国文化的复兴。 郭：中国传统文化目前确实处于弱势，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忧虑感，紧迫感。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中国文化确实有全盘西化的可能，走向歧路的危险。中国的学生，用于学习英语的时间，不但远比学习国文的时间多，甚至比学习专业的时间都多。当然我们的年轻人要学好外语，但一定要、首先要学好国语国文，母语学不好，外语也上不去。我们要向法国人学习，法国人的电视电影中对美国文化的限定，比中国严格得多。法国知识分子提出，要象保卫国防、保卫国家安全一样，捍卫法兰西语言与法兰西文化的纯洁性。 王：蒋庆先生选编的一套供儿童使用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已出版。这套诵本，引起一些人的批评。 郭：我看过这套诵本，非常好。我想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在西方，学习诵读他们自己的经典，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人读中国自己的经典，竟然会引起争议和批评，岂非咄咄怪事。总不能中国人都读《圣经》，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才不会反对了吧？宋代以后，《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我认为，不但儿童要适当读些中国的经典，成人也应适当读些，至少是大学生应当读。当然不能象华中科技大学某人士那样歪读《老子》。他自己读不懂，又瞎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误人子弟。在今年刚修订通过的我们武汉大学的人文学本科生的培养方案中，我们明确地把《四书》、《老子》、《庄子》、《史记》、《汉书》、《诗经》、《楚辞》等列为必修课程。哲学学院开了大量的中外哲学原著原典课。我们创办的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更是以经典导读的课程为主，扬弃了自50年代初学习苏联以来，中国大学教育变成的以概论加通史为主的课程方式。经典具有原创性，有广阔的诠释空间。整天教概论，把学生的创造性都泯灭了。我带的博士生，读经典这一关是必须过的。我现与他们一起，利用周六上午的时间会读《礼记》，连同经文与注笺，一个字一个字地注 ，我的一些已经毕业仍在武汉市工作的博士生们也都回来参加。我们要学习日本的中国学学者，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细密严谨的研究，功夫很深。 王：奇怪的是，在这次读经问题的辩论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很少公开支持读经，相反，倒是有部分自由主义学人支持。 郭：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没有表示支持，我想，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屑于讨论。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本身也有自己的经典。在中国，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引发了中国的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引发了自由主义的探讨。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暂且不管自由主义的进路是否正确，他们首先必须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经典。进一步说，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是中国式的，其思想资源必须是中国的内生资源和本土资源。部分自由主义学人支持读经，我想可能是意识到了这点了吧。 王：一些人反对中国人读经，实际上有个价值预设在里面。比如陈明提出建立“新儒教”，很多人立即火冒三丈，表示反对，但他们却对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扩张不加理会。 郭：这种价值预设是很有问题的，往往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对于儒家历史上是不是、有没有宗教的问题，争论很多了。我个人认为，历史上的儒教首先不是西方的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人文教，是道德的宗教，亦有终极性的关怀。儒家在中国对世道人心的维系，与基督教在西方，为异曲同工之妙。我对陈明先生的“新儒教说”不太了解，但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儒家很难建立起类似基督教的宗教，很难跨越当今世界各大宗教有着几千年历史的门槛和现代人理性审视的门槛。 王：近代以来，儒家的历史上倒是也有人，比如康有为，尝试过建立儒教，但不了了之。 郭：康有为尝试建立儒教，是从“保教”的角度来切入的，不是很成功。所以，后期的新儒家基本放弃了这种尝试。 王：目前，港台新儒家受到不同层面的批评。比如蒋庆，认为内圣和外王本是儒家的两大传统，外王不必由内圣开出；陈明认为港台新儒家形上建构和格义、逆格义的理路不但不符合儒家本义，而且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因而提出“即用见体”。 郭：港台新儒家在儒家文化“花果飘零”的时候，奋力捍卫，苦苦坚守，希望儒学一阳来复，是很不容易的。如今，他们都逝去了，成为历史了。今人批古人、活人批死人，很容易。但我们批评他们有什么用呢？如果把我们放到他们的历史场景下，我们未必就能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对他们报以同情和敬仰的态度，而不是轻易抹杀他们的成绩。至于蒋庆的批评，具体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看牟宗三先生40年代的书，比如《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等等，并不是强调什么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蒋庆先生把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对立起来，其实你们看宋元明时代的儒者，谈心性都不是空谈，都有实践性，都参与政治活动，以理念干政，限制君权，倡导公正。你们看看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对所谓心性儒学有了新的看法。他过去批心性儒学，也是很厉害的。至于陈明的“即用见体”，我不了解。儒家文化的建设，需要在现代化与中西比较的前提下，应对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陈明年轻，我希望他能拿出自己的东西来。 王：在大陆，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等人从不同理路靠近了儒家，走着一条与体制内和学院化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民间弘道的进路，被人称为是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并被冠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名号。您对这个群体有什么评价？ 郭：我希望在中国大陆，出现几个儒学的领军人物。对你所说的这个群体，我对他们的具体进路不太清楚。我当然乐观其成。 王：庞朴先生曾谈到，在八十年代的国学热或文化热中，“现代化”是人们的主要诉求，而本世纪之初则是“全球化”压力下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诉求。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郭：庞先生对这个问题抓得还是非常准的。“五四”时期文化主流派以启蒙心态打破了一种狭隘和偏执，却导致了另一种狭隘和偏执。八十年代的国学热或文化热，再次继承了这一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走出这个误区，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或许，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国人能真正认识到儒家文化的意义。此外，我还想对庞先生补充的一点是，“现代化”与“全球化”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勾联。当然，我所说的这种“现代化”，不是反传统的，而是在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文化的内在性中生发出来的“现代性”。 王：您有很多的弟子，您教育学生的原则和体会是什么？ 郭：我希望他们做人与做学问一致，希望他们活得有格调，希望他们认真地学好西方的哲学传统，又能对先圣先贤怀有一种敬意，用心去体会古人的著述，因为这样做容易贴近和理解古人，作心灵交流与思想的对话，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不知所云。至于体会，我的感觉是，平等，从道不从师。而且，我也很强调教学相长和与学生做朋友。行教和身教重于是很欣赏《礼记·学记》中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的。 王：最后，如果给您一个思想学术的价值取向上的定位的话，如文化保守主义者、大陆新儒家、体认传统文化的学者，等等，你认为什么定位最为合适？ 郭：我从不给自己贴标签，也不习惯别人给我贴标签。但儒学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为儒学做点事情。
2004年10月28日采访于武汉大学 2004年10月底11月初整理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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