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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prile 月月读的《圣谕广训》[转]月月读的《圣谕广训》
（■周振鹤《中人白话》第一章）
今年夏天布北京买到一部活字版(雅称叫聚珍版)的《圣谕广训衍》，觉得很有趣，就想寻其本未，追其究竟，结果才知道原来“天天读”这类现象，也是古已有之，并非尽是今人的发明。所谓“圣谕”，指的是康熙皇帝的十六条教导，发布于康熙九年(1670)。这十六条文字并不多，每一条七个字，只相当于两首七律，所以抄撮如下： 这些教导是统治者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行为规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建立不久的政权。康熙皇帝发布以上圣谕时，离清兵人入关只有26年，全国尚未统一．南方有三藩盘踞，台湾还在郑氏手中。在前一年，权臣鳖拜刚刚倒台，康熙才亲揽全权，国内形势是治安不良、百业待兴、道义未具，国外还有俄国人的入侵雅克萨。因此而有此十六条以为安定措施。发布圣渝这一年康熙皇帝只有十七岁，十六条可称面面俱到，当是与臣下认真商议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后的雍正二年(1724)．又对此圣谕进行演绎，加以阐释，作成《圣渝广训》，以雍正皇帝的名义发表，作为军、官、民等各阶层的学习材料。所谓“广训”就是对“圣谕”的演绎，如对第十二条“息诬告以全善良”就敷衍至619宇，其头几句是：“国家之立法，所以惩不善而儆无良，岂反为奸民开讦告之路而令善良受倾陷之害哉。” 不知道各位看了这篇东西有没有联想到近期时政的最热关键词来。娃哈哈。 26 marzo 《国史大纲》第45章 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清中叶以下之变乱）第四十五章 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 （清中叶以下之变乱） 一 乾嘉之盛极转衰 清康、雍、乾三朝，比较过的有秩序承平的日子，然到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 一、因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乾隆好大喜功，不如雍正之励精图治。雍正刻薄，不如康熙宽仁。惟以国富论，仍以乾隆为最盛。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积至六千余万。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部库不过二千四百余万。及新疆开辟，动帑三千余万，而户库反积存七千余万。及四十一年，两金川用兵，币帑七千余万，然是年诏称库帑仍存六千余万。四十六年诏，又增至七千八百万。且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七省漕粮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计不下二万万两，而五十-年之诏，仍存七千余万。又逾九年归政，其数如前。康熙与乾隆，正如唐贞观与开元、天宝也。 二、因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此与前一事相因而至。满族对中国戒备之心日懈，则其自身缺点劣性日露。乾隆晚年之和珅，为相二十年，所抄家产，珍珠手串二百余，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宝石顶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数。藏金钱、衣服逾千万。夹墙藏金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人谓其家财八万万，敌全国当时岁入十年以上。遂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之谣。其时外省疆吏亦望风贪黩。满臣伍拉纳为浙闽总督，籍产得银四十万有奇，如意至一百余柄。乾隆谓其“如唐元载之胡椒八百斛”。乾隆虽对贪黩时加严惩，然其风终不戢。 三、汉人亦志节日衰，吏治日窳。此复与前一事相因。先论中央。洪亮吉嘉庆四年疏，谓：“十余年来，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此则在嘉庆初也。曾国藩：“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摺言地方之利弊。”此则在道光朝矣。次论地方。清制，州、县分选、调为二等，而督、抚又得请拣发人员到省试用。故部选之缺，扣留者常十之七、八，铨选之权移于督、抚。督、抚权愈重，州、县包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钻营得之者，辄不惜盈千累万之贿，而墨吏日甚一日。外省鬻缺，其弊尤甚于明吏部之掣签。洪亮吉渭：“十余年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是也。又当时道、府官，由州、县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员外擢者十之七、八。而当时司员则甚少才望。一则由满州之荫生太易，一则由汉员之捐班太多。当时督、抚既多满员贪黩，道、府亦少清望，州、县尚在府、厅、司、道之下，层层管辖，层层剥削，有志节者亦无以自保。故其时读书稍自好者，苟非入翰林得清愿，即退为书院山长，或浮沉朗署，或宁为一教官。故乾嘉经学极盛时期之学者，仕宦率多不达。如是而望州、县之清廉，吏治之振饬，自不可能。章学诚论其时官场贪婪，曰：“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则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俄而非万不交注，俄而且数万计，俄而数十万、数百万计。”洪亮吉亦曰：“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之前。无事则蚀粮冒饷，有时则避罪就功。”又曰：“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时，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为虑曰，，此缺繁，此缺简，此缺号不易治，未闻其他。及弱冠之后，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改。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为虑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应酬若干，此缺一岁可入己者若干，民生吏治，不复挂齿颊矣。然吾又尝验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满任而归，或罢任而返，其赢余虽不多，然恒足以温饱数世。今则连十舸，盈百车，所得未尝不十倍于前，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此言夫守令也。又其言吏胥，曰：“吏胥为官者百不得以。登进之途既穷，营利之念益专。世门望族，以及寒畯之室，类不屑为。其为之而不顾者，四民中之奸桀狡伪者耳。姓名一入卯簿，或呼为‘公人’，或呼为‘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余口，皆鲜衣饱食，咸不敢忤其意，即官府亦畏之。何则？官欲侵渔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乡里贫富厚薄，自一金至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烛照数计。家之入于官者十之三，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则选其徒之壮勇有力、机械百出者，蜂拥而至，不破其家不止。今州、县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者七、八百，至少一、二百人。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则万家之邑亦嚣然矣。”此又言胥吏也。 因吏治之不振，而各省遂有所谓“亏空”。其事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始则大吏食惏者利州、县之贿赂，偾事者资州、县之摊赔，州、县匿其私橐，以公帑应之，离任则亏空累累。大吏既饵其资助，乃抑勒后任接收。其后循至以敢接亏空为大员，以禀揭亏空为多事。州、县且有藉多亏挟制上司，升迁美缺。自后地方政治，遂惟有所谓“弥补”。宽则生玩，胥吏因缘为奸。急则张皇，百姓先受其累。而民事遂无问者。刘蓉渭：“天下之吏，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则天下几何不乱！ 四、因户口激增，民间经济情形转坏。乾隆十四年总计，直省人丁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万有，距康熙五十年方三十年余，所增达七、八倍。又三十余年，至乾隆四十八年，为二万八千四百有三万有奇。又十岁，五十八年，为三万七百四十六万。又二十岁，嘉庆十七年，为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万有奇。此由丁随地起，自无灭匿之弊，或有增造以博盛世之名者。然乾嘉人口激增，自为事实。洪亮吉《意言·治平篇》：“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然言其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试以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夫妇二人，宽然有余。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已不下二十余人。又自此而曾焉、元焉，视高、曾时已不下五、六十倍，不分至十户不止。隙地闲廛，增六倍、五倍而止矣。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又《生计篇》云：“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过出一石。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日不过食一升。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其宽广即古之百亩也。工、商贾所入，至少者人可余百钱。士佣书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钱。是士、工、商一岁之所入，不下四十千。闻五十年以前，吾祖、吾父之时，米升钱不过六、七，布丈钱不过三、四十。一人岁得布五丈，为钱二百；得米四石，为钱二千八百。是一人食力可以养十人。今则不然，农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商贾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士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升米钱须三、四十，丈布钱须一、二百。所入愈微，所出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各昂其值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抢夺之患矣。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洪氏正值乾嘉盛极转衰之际，此两文正为指出当日由户口激增而影响一般生活之最好例证也。 乾隆末叶，民变之事已数见不鲜。 一、乾隆三十九年王伦临清之乱，唱清水教，运气治病，教拳勇，为白莲教之遗。 二、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回叛。 三、乾隆六十年湘、桂、苗变。 四、即川、楚教匪。 尤大者为川、楚教匪，直延至嘉庆七年始平。 川、楚教匪徒党二百万，波及燕、齐、晋、豫、秦、蜀诸省。其口号为“官逼民反”，自诡称明裔朱姓。清廷历时九载，军费至二万万两，杀教徒数十万。其兵士、乡勇之阵亡及良民之被难者无计。清廷仅能制胜者，惟恃乡勇与坚壁清野之法。陕西总督长龄云：“团练有益于今日，有大害于将来。”盖满族武力不足平乱，平乱者全赖民间之自力。逮民间自力一旦成长，则狭义的部族政权，再不能凌驾其上也。（又按：雍正八年，鄂尔泰平西南夷乌蒙之乱，始用乡兵。乾隆三十八年，用兵小金川，多用乡兵。自后遂设屯练乡兵，其饷倍于额兵。嘉庆苗事，傅鼐以乡兵功冠诸将。川、楚之乱，文臣如四川按察使刘清，武臣如四川提督桂涵、湖北提督罗思举，皆乡兵功也。洪、杨起事，湘军始以团练卫乡里，盖承历朝乡兵之风而起。） 嗣是复有浙、闽海寇，（十五年定）山东天理教，（十八年定）更互迭起。至道光末年，乃有洪、杨之大乱。 二 洪杨之乱 洪、杨先起，亦以“官逼民反”、“天厌满清”、“朱明再兴”等语为号。农民骚动主因，必由于吏治之不良，再促成之于饥荒。在官逼民变的实况下，回忆到民族的旧恨，这是清中叶以后变乱的共通现象。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 秦末东方革命，皆有贵族势力主持，故变乱最像样，有规模。西汉末，如光武以宗室起事，然其先绿林、赤眉等皆饥民集为草盗而已。故骚扰之时期长，社会元气损失大，而成事不易。东汉末年始有黄巾，为民间以宗教结合起事之始。直至清代，十之七不得不赖于宗教之号召。洪亮吉《征邪教疏》：“楚、蜀之民，始则惑于白莲、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继因受地方官挟制万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数省，赋外加赋，横求无艺，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祸。邪教起事之由如此。” 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决无好内容。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明太祖其先属于韩林儿，亦以白莲教号召，其后能完全一变为民族的立场，实为明室成事主因。）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炎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饥荒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著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渭“流寇”。（最著者如唐末之黄巢，明末之张献忠、李自成。）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然而到底违逆民意，依然成为其自身的又一种致命伤。（元末群雄并起，则不须为流寇，此亦见元代政治之普遍黑暗。）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动的骚扰展开，这是安静散漫的农民所以能走上长期叛变的两条路子。可惜这两条路子，开始便已注定农民革命的命运，使他们只能破坏，不能成功，除非中途能自己改变。洪、杨起事的第一因，在其有一种宗教性之煽惑，而将来所以招惹各方面反对，限制其成功，而逼到失败路上去的，便是这一种宗教。洪、杨因地理的关系，（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先由嘉应州客民移去。）开始附会采用西洋的耶教。洪秀全“天父、天兄”的造托，一面攫到广西深山中愚民的摊戴，一面却引起传统的读书人之反感。 忠王李秀成《供状》谓：“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寒苦之家，积岁成众。知欲立国深远图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自教人拜上帝之后，数年未见动静。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 其起事既利用上帝之团结，其扩大依然是恐怖裹胁政策的效用。 李秀成《供状》云：“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道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这是农民决意叛变从事革命之真供状。 然而他们已与乾嘉以来屡次的变乱不同，他们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一更重大的影响，正因他们能明白揭举出种族革命的旗号。 太平天国二年，有《奉天讨胡檄》，谓：“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十万，亦孔之丑矣。”当时洪、杨提出种族观念，实为制胜清政府一个最有利之口。又广东有三合会，流行于南洋、珠江流域一带。洪王告人，谓：“三合会之目的，在反清复明。其会组织在康熙朝，目的亦可谓适当。然至今二百年，今日反清可也，复明未见其是。吾既恢复旧山河，不可不建立新朝。”可见民族旧恨，明清之际已往的历史，数百年来流传民间，未尝熄灭。惟洪、杨之起，似乎只可谓利用此种民间心理，而非纯由此发动。所以虽在美、法革命之后，洪、杨诸人依然不脱以前帝王思想之旧习。他们只知援用西方耶教粗迹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虽似责备洪、杨太苛，然彼辈自始即著意在凭借宗教，并未能更注意到革命政体，这不能不说亦是他们一弱点。 他们在政制上及军事上，亦略有规模。 洪、杨官制，王分四等，侯第五等，其次六官丞相、（天、地、春、夏、秋、冬）殿前检点、殿前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领一万二千五百人，辖五师。）师帅、（辖五旅）旅帅、（辖五卒长）卒长、（各分领百人，辖四两司马）两司马，（领伍长五人，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共十六等。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司名目。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掌率、尚书、仆射、承宣、侍卫、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日新月异。军中官为总制、监军以下。凡攻城略地，常以国宗（当指丞相以上有爵者。）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垦，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于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自都金陵，分克府、厅、州、县，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军帅以下至两司马为乡官，以其乡人为之。军帅兼理军民之政，师帅以下，以次相承如军制。又有女官、女兵。总计男、女官三十余万，女兵十万。其行军阵法有四：曰牵阵法、螃蟹阵、百鸟阵、伏地阵。又立水营，则未经训练，不能作战。盖洪、杨初起，其治军有规划，有组织。及到达金陵，即已志骄气盈，不能再有所改进，乃即以军职为民司。又踞长江之险，而徒仗掠夺民船，不再精练水军，宜其致败也。 在政治上亦有几点比较纯朴的理想，如天朝田亩制度等是。 天朝田亩制度，分田为九等。各按家口多寡（不论男女）以行分田。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凡天下每一人有妻、子、女约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颁国库以养。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通天下皆一式。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圣书。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顶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争讼则两造俱诉于两司马，不服更诉之卒长，以此达于军帅。凡天下官民总遵十款天条，及尽忠报国者，由卑升至高，世世官爵。或违犯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受贿弄弊者，由高贬至卑，黜为农。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凡天下诸官，三岁一升黜，以示天朝之公。保举之法，先由伍卒之中，查其遵守条命及力农者，两司马申之卒长，以次经历各上司以达于天王。 他们并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娼妓，禁畜妾，禁吸鸦片。他们有一部分确是代表著农民素朴的要求。然而一到南京，距离事业的成功尚远，而内部便禁不住内讧起来。 南王冯云山死于全州，西王萧朝贵死于长沙。抵南京后，大权均操于东王杨秀清，专擅甚过。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同谋杀秀清。初议杀东王一人，乃北王尽杀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翼王怒之，复杀北王。洪秀全乃专用安、福二王。安王乃秀全长兄洪仁发，福王乃秀全次兄洪仁达。自此众情离叛，翼王一去不返。时为咸丰二年事。洪、杨之败，已定于此时。 他们前后倡乱十五年，踞金陵十二年，蹂躏及十六省，沦陷六百余城。然而到底没有成事。 三 湘淮军与咸同中兴 削平洪、杨的，并不是满清政府及其朝臣，（洪、杨初起不过二千人，广西一省额兵即二万三千，又士兵一万四千，乃不能荡平，任其外溃。直至金陵，所过各省，无能阻者。）而是另外一批读书人和农民。 洪、杨起事以前，汉人皆不得专阃寄。“鸦片”之役，能却敌者皆汉人，辱国者皆旗籍，然犹谴汉臣之立功者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旗员以利啖之即止。太平军则与清不两立，不用汉臣无可收拾。金陵既下，曾国藩仍推官文领衔奏捷。盖夙知朝廷意旨，不敢以汉臣自居大功也。 洪、杨的耶教宣传，（并非真耶教。）激动了一辈传统的读书人之反感。洪、杨的骚扰政策，惹起了一辈安居乐业的农民之敌意。曾国藩的湘军即由此而起。 曾国藩世世业农，以在籍（母丧）侍郎帮办团练。自咸丰二年十二月始，至四年出师湖北。有《讨贼檄》，谓：“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纳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大变。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又曰：“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柳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相传太平军围长沙，左宗棠谒见天王，献攻守建国之策，并动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天王不能用，左遂逃去，为后来削平洪、杨之重要人物。如罗泽南、彭玉麟等，皆激动于民族文化礼教之保全，以及社会民生秩序之自卫，而奋起杀贼。彼辈不私财，不受朝廷官禄，以书生督领乡民，自卫地方，而渐次推及于近邻，乃一跃而为削平洪、锡之惟一势力。湘军与粤军（即洪、杨）同样抱有一种民族观念。粤军的缺点，在于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甚至对于传统文化加以过分的蔑弃，一切目之为妖，而别拥伪造的天父天兄，读圣书，做礼拜。此与满洲入关剃发令，一在外面，一入内里，同样对于真受民族文化之薰陶者为一种难堪之损伤。但湘军诸帅，虽自谓受有传统文化之浇培，以保护民族文化自任，而他们对于民族大义，亦早已丧失。晚明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吕（晚村）诸儒之议论，早已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摧残而泯灭。湘军诸帅寄托在异族政权的卵翼下来谈民族文化之保存与发皇，岂异梦寐！因此一方面（粤军）只注意到民族政权之争取，一方面（湘军）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们都不知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政权之不可分离，而结果乃演出同族相残之惨剧。 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清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此点论，洪、杨之天父天兄等等愚民政策，与八卦教、天理教等，还是一鼻孔出气。）而且洪、杨最先用以愚民的旗帜，他们并未悟到早已向全民族传统文化树敌，而他们军事上的实际活动，却又并没有一个预定的全盘计划。 李秀成《供状》云：“天王攻长沙未下，欲由益阳靠洞庭湖边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到益阳，忽抢到民舟数千，改作顺流而下。到南京后，天王与东王欲分兵镇守江南，而取河南为业。后有一驾东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南京城高水深，尚不之都，而往河南，何也？’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据此，粤军其先本未有直捣幽燕之计划，只欲在湖南谋一巢穴。因得舟船之利，遂沿洞庭直下长江而到南京。其所以建都南京不北上者，亦因在长江有舟船利用，故不欲舍之北去也。（但又不从此积极训练水军。） 湘军则虽系地方团练，而一起即有荡平天下之整个准备。 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奉谕帮同办理本省团练，而咸丰三年，郭嵩焘、江忠源即议用战船肃清江面，遂定湘军兴水师、造战船之计划。明年，咸丰四年，靖港战败，又重整水师。克武汉，顺流东下。是年，水师挫于湖口，截分内湖外江，不得合并。直至咸丰七年克湖口，内湖外江水师始复合。此后湘军所以能控制长江，直下南京者，凭水师舟船之力为大。 其用兵次第，亦始终牢守一个计划，按步推进。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奉谕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嗣皖事日棘，又奉谕赶办船只，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会战皖贼。咸丰四年，水师挫于湖口。五年，罗泽南回援武昌。六年，罗泽南卒。七年，曾丁忧回籍。湘军克复湖口。八年五月，曾奉谕令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七月抵九江、南昌，途次奉谕，即以援浙之师，移剿闽省各匪。十月，李继宾败于三河镇。十一月，又奉谕移军赴皖，著斟酌具奏。九年（是年作〈圣哲画像记〉）六月，奉谕著即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八月行抵黄州，奉谕饬缓赴川，暂驻湖北，为进剿皖省之计。十年十月，奉谕著统筹全局，保卫苏、常。又奉谕，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奉谕补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十一年，克复安庆。是年，胡林翼卒。十月，奉谕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左宗棠援浙。同治元年，李鸿章赴沪。三年，克复金陵。此数年间，清廷虽知曾国藩才力可依，然并不曾想以削平洪、杨事业全付湘军之仔肩。忽而令之援浙，忽而令之援闽。忽而令之入川，又忽而令之赴苏。若使曾国藩遵从清廷意旨，必致一事无成，全局失败而止。惟曾之意中，早有一整个讨平洪、杨之腹本。因此清廷命令，彼必宛转因应，令其与自己计划相应而止。其前锋则由九江逐步推进而至安庆，其后部则由湖南逐步推进而至武汉。稳扎稳打，一面应付洪、杨，一面应付清廷。又一面则团结共事之人才，如骆秉章、胡林翼等。直至咸丰十年，有统筹全局之旨，始稍得舒展。然当时朝意命其驰往江苏，江、浙地方乞援者，又连翩而来。而曾之步骤，依然不变。直至同治元年，始发出浙、苏援师。先后十三年，虽兵事利钝，瞬息千变，而进退计划，前后一贯。反观洪、杨，自三王内讧以后，石达开远行，内部即少可仗之才。李秀成、陈玉成仅为战将，虽东西驰突，不无一逞之威，然中枢不能发踪指示，阃外不能利害专断，狼奔豕突，漫无把握。两两相较，成败自判矣。 曾国虽在军中，隐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网罗人才，提唱风气，注意学术文化，而幕府宾僚之盛，冠绝一时。（薛福成有《湘乡幕府宾僚记》） 其时满臣如赛尚阿、讷尔经额，既先后以钦差大臣失律被谴。文庆为大学士直枢廷，屡请破除满、汉畛域，用人不拘资地。曾国藩初以击贼失利，谤议纷起，文庆独主宜专任讨贼。胡林翼以贵州道员留带楚勇，以国藩荐拔，一岁间擢湖北巡抚。袁甲三督师淮上，骆秉章巡抚瑚南，文庆荐其才，请勿他调。时军事方殷，迭饬疆吏及各路统兵大臣，奏举将才。林翼举左宗棠，予四品京堂，襄办国藩军务。沈葆桢、刘蓉、张运兰，命国藩、林翼调遣。他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继宾、李继宜、彭玉麟、杨岳斌等，俱以末弁或诸生，拔自戎行。当时称曾、胡知人善任，荐贤满天下。曾、胡之得自由荐擢人才，实为湘军成功又一因。 至于洪、杨自东、北、翼三王内讧以后，天王惟用兄弟、戚属为亲信。 李秀成《供状》：“主上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臣。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萧省和。第二、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驸马钟姓、黄姓。第五、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文治制度方面，在南京十二年，可算绝没有些微上轨道的建设。亦不能搜罗原来团体以外之人才。（如钱江、王韬等，气局远不能与左、李、罗、彭相比拟，然粤军并此不能用。）欲妄想以天父、天兄之欺妄深山愚民者，欺尽天下。 此层虽粤军中将领亦各自知之。如李秀成《供状》即再四提及此层，慨乎言之，谓：“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置军务、政务于不问。”又曰：“不问军情，一味靠天，别无多话。”又曰：“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又曰：“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天上有此事，瞒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那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称为我队我兵者，责曰：‘尔有奸心。’恐人之占其国，此实言也。何人敢称我兵者，五马分尸。” 如此何得不败？ 明太祖所以能成事，一因元朝不能用汉人，一因明太祖自己极开明，能用刘基、宋濂等像样人物。洪秀全所以不成，一因清朝尚知利用汉人，不易推倒。一因自己太昏愚，始终不脱江湖草泽意味。因此他们虽揭举了民族革命的大旗，终因领袖人物之不够标格而不能成功。 东南洪、杨始平，西北捻、回又炽。清廷一无能力，依然仰赖于湘军。 曾国藩于同治三年六月克复南京，十月，即奉谕：江宁已臻底平，即著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捻。迅速前进，勿少延缓。十一月奉谕：曾国藩无庸前赴安庆，亦无须交卸督篆，仍驻金陵，妥协调度。四年五月，奉谕令至淮、徐一带，督率水陆援军，相机剿贼。又奉谕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著李鸿章暂行署理，而命曾国藩节制直、鲁、豫三省。五年，曾荐李自代。六年捻平。洪、杨凭长江之险，湘军特练水师制之。捻以骑兵驰骋，曾又定为长围之法。（自有此法，流寇亦失其作用。）李以淮军遵曾意制胜。甘、新回乱，则左宗棠平之。皆曾一系人物也。 曾、左、胡、李号称同治中兴功臣，然此等人物，仅能平乱，却不能致治。 一因清政府种族观念太深，不能推诚大用。 曾、胡皆以文庆主持于内，始得稍有展布。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委曲交欢于湖广总督官文，始克尽其为湘军后方之职责。咸丰遗诏：“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而曾国藩仅得封一等勇毅侯，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皆为一等伯。南京于同治三年六月克复，十月即命曾国藩离守剿捻。此后曾即往返于两江、直隶两督任，未得为中央官。清廷曾谕国藩保荐督、抚大员，国藩引嫌，谓：“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洪、杨平，即亟亟谋遣散湘军，以淮军自代。曾、胡皆善处当时之变局，以自成其所欲达之目的。 二则因胡既早卒，曾、左诸人皆驰驱军旅，效命疆场，未得为中央大吏，于朝政少可献替。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知曾氏并非专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者。曾氏对当时朝政极抱不满，然方其在翰院为部臣时，尚敢稍为论列。其后出外操握军权，因种种牵掣顾虑，对朝政即嘿不发言，一意以平乱为主。逮平乱以后，畏谗避谤，急流勇退。遣散湘军，以淮军代。平捻之任，交付与李鸿章。如江南制造局、译学馆及派遣留学生等，只就疆吏可办者办之，于朝政纲领，更无献替。其幕府宾僚，亦极少为清廷重用者。 因此军事上虽足平乱，而吏治官方，依然腐败。酿乱之源，依然存在。只为社会元气大损，一时再鼓不起乱来。急病不死，变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绝症，不可救药。 《国史大纲》第44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第四十四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
一 明末遗民之志节 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因其非世家贵族。）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随于社会文化传播之广，北宋不如南宋，南宋不如明末。） 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此种观念，远自春秋时代已极鲜明。）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故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过来说：“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极端重视民族文化的表示。故曰：“闻以夏变夷，未闻变于夷。”既主放弃偏狭的、侵略的国家主义，而采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义，则自然可以有此态度。）两汉的对待匈奴、西羌诸族，招抚怀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种思想。 辽、金的割据，虽则他们亦都慕向汉化，然而那时中国北方社会的文化基础，本已削弱，所以同化异族的能力，不够深强。（因此北朝对中国史上尚有贡献，而辽、金则无。）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视汉化。清人则并无可恃的武力，一进中国，即开科取士，公开政权，依照著中国传统政体的惯例作实际的让步。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开始与清政权妥协。（这在他们是承认一个异族君主，而交换到传统政体之存在与参政权之继续。）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面公开政权作实际的让步，一面厉行剃发令，要中国士大夫内心承认一个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非叫中国人承认一种文化上的屈服，满清统治权亦难久存。）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惟南方士民临时义愤的结合，抵不住汉奸手下三十年有训练、有经验的正规军队。结果中国士民在自身组织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却依然存在。（当时南北两方对异族统治的心理上之反应，正与他们社会经济文化之相差成正比。） 中国社会机构，自汉武以下，不断以理想控制事实，而走上了一条路向，即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手工业与兵士为农民之分化。）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会理想除却读书做官，（此种倾向，自宋以后更显著。宋人所讲学问，与经商牟利意义极端冲突。因此好利贪财者，亦盛置田产，而不事货殖。）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者，操在读书人的手里。而读书人所以能尽此职责，则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科举仕宦。）使他们的经济生活，足以维持在某种水平线之上。（中国社会自汉以下，宗教势力始终有限制，亦为此故。）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藉，非躬耕为农，即入市经商，而从此他们亦再不能尽其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责。（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门第家业皆可退守，又寺庙亦可藏身。宋、明以来，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业，而寺庙亦再不占社会上文化之重要性。）所以一个士人，要想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责，只有出身仕宦。（即专以教授为生，而来学者之出路，仍以仕宦为终极，否则此教授一业即无生源。）明末遗民，虽则抱有极强烈的民族观念，到底除却他们自身以外，他们的亲戚朋友以至他们的子孙，依然只能应举做官，这样便走上与异族政权的妥协。亦惟有如此，他们还可负荷他们最重视的民族文化。 顾炎武本昆山世家，然鼎革以后，家奴叛变，使其不获安居。（在南北朝、初唐，奴隶部曲盛行时，其情形便不同。又清初江南奏销案，缙绅无或幸免，西晋、北魏户调均田，岂有此力量？）这可见后代的所谓“故家”，与中唐以前的门第大族，势已大异。顾氏浪迹北方，对耕殖经商，均甚留意。以故其私人经济，可无问题。然欲从此中打出一个基础，长与政治绝缘，而来担任文化事业的营养，则其事非易。 明末遗民的生活状况，大体如下列： 一、出家。（如方密之等。(元代全真教盛行，亦由此背景来。)）如是则中国士阶层传统之文化理想及文化事业，即及身而绝。（寺庙本不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结集之所，要在寺庙中传播中国传统学术，殊不容易。） 二、行医。（如吕晚村等。(金、元两代医术发达，亦从此背景来。)）医业好则妨其志业与学术，医业坏则不足维持其生业。（故张杨圜屡劝晚村不要因此荒了自己工夫，如晚村友高但终，则竟以医师毕世；而吕晚村亦复以此意劝之。） 三、务农。（如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圜等。）此项生活，极刻苦，仍不能发皇完成其学业传统。（汤潜奄学于夏峰，出而仕宦。李恕谷学于习斋，出而游幕。杨圜则晚年在吕晚村家处馆。若来学者依然归耕，则耕渐勤，学渐荒，而传统绝。） 四、处馆。（如张杨圜等。）来学者多要学八股应举，则是间接的妥协。惟晚村则借八股制案来发挥民族思想，身后竟获奇祸。 五、苦隐。（如徐俟斋、李二曲、王船山等。）此等生活以及身而止。（复有避地海外，如朱舜水之至日本，文化传至异邦，自国则无影响。） 六、游幕。（如李恕谷、刘继庄、顾景范等。）此等虽志节皎然，然踪迹近人，过一关即入仕宦之途。 七、经商。（如顾亭林在晋北垦牧、吕晚村刻书等。）此方面最少。纯粹规商，便与学术文化事业脱离。 社会机构不能激励变动，则“遗民不世袭”（此徐狷石语。）的话，很容易在当时人口中吐出。（顾亭林与人书谓：“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若纯以民族观点论，则人人不可出也。当时遗老，非不能唱高调，惟事实有所不许耳。）若埋头从事反抗工作，则遗老们多半是从反抗工作中退身下来，才致身于学术文化事业的。 中国以广土众民之故，政治一稳定下来，便不易激动。故明末遗老，多主张恢复封建，甚有主张恢复氏族大门第者。因封建则国体分割，易于摇动。社会有大氏族、大门第，则易于揭竿而起。他们以力量单薄的书生，而要来发动广大民众从事于大一统的政权争夺，其势实不易，故辗转而思及于此。 中国社会，实已走上了一条比较和平而稳定的路，而适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宰制。然明末遗民，他们虽含荼茹蘖，赍恨没世，而他们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已足以深入于有清一代数百年来士大夫之内心，而隐然支配其风气。直到清末，还赖藉他们人格之潜力，来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明末一般社会风气之堕落，学者之空虚欺诈，名士之放涎风流，经历亡国之惨祸而态度激变。刻苦、坚贞、强毅、笃实、博综，遂为晚明诸遗老治学为人共有之风格。诸老大抵皆少历艰苦，晚臻耋寿。(如夏峰年九十七，梨洲八十五，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习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气，岿然独存于凶丧耗散之余。彼辈莫不有体有用，形成多方面圆满完整之人生。其为人立身与成学著书、皆卓然有以起后世之敬慕。北宋诸儒无其刚毅，东汉诸儒无其博实。实中国学术史上一段极有光辉之时期也。(关于诸儒学术详情，请阅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清廷虽因势乘便，以一时的兵力，攫夺到中国全国的疆土，亦终不能不顾忌到社会上文化的和平势力，而公开解放其政权。（此即蒙古与满州易地而处，亦不得不然。明末南方一般文化传播，较之南宋已远过；而北方的文化情形，在明代三百年统冶下，较之辽、金沿袭下来的北方，亦不可同日而语。故纵使蒙古人在明末入主中国，恐亦不能不学满洲人的办法。） 清初诸帝努力汉化的程度，亦相当可赞美。 尤其如康熙之好学。年十七、八时、以读书过勤咯血，犹不肯废。初，讲官隔日进讲，帝令改按日进讲。三藩变起，帝犹不肯废进讲之制。修葺宫殿，则移居瀛台，仍令讲官进讲。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矶，夜至三鼓，犹不辍诵。于天文历算，皆所通晓，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而屈膝清廷的中国士人，因遗民榜样摆在一旁，亦足使他们良心时时发露，吏治渐上轨道。（师生如孙夏峰之于汤潜庵，朋友如吕晚村之于陆稼书，亲戚如顾亭林之于徐乾学兄弟，此等举不胜举。）清初的政治情况，所以比较明中叶以下犹算差胜者在此。然言世运物力，则实在清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谓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万历时之半数。
康熙五十年各直省丁口数 ━━━━━━━━━━━━━━━━━━━━━━━━━━━━━━━━━━━━
在长期丧乱凋残之余，社会秩序，以比较容易维持。循而久之，社会元气渐复，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渐渐骄纵起来。（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虑。）而一辈士人则事过境迁，亦渐渐的腐化。
二 乾嘉盛世之学风 那时的学术文化，却渐渐与政治事业宣告脱节。江、浙一带，本为南宋以下全国经济文化最高的结集点，亦即是清初以来对满清政权反抗思想最流行的所在。他们以鄙视满清政权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科举。（在明季将次覆亡时，已有一辈学者感觉科举之可鄙贱，无实用。）又因鄙视科举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朝廷科举所指定的古经籍之训释与义训。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袭下来对于古经籍的义训，一致为江、浙新学风所排斥。（亦有因激于乱亡之惨，而猛烈攻击传统学风者，如顾炎武之于王守仁，颜习斋之兼及程、朱等。(时苏州有唐甄，其议论态度与颜相似，可见不论南北，皆激于时变而然。)）因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目。（“宋学”的后面，是朝廷之功令，为科举取士之标准。）当时江、浙学者间，有不应科举以家传经训为名高者。（如吴学领袖惠栋，其家四世传经。其第一代名有声，字朴庵，明岁贡生。明亡，即足迹不入城市，与徐枋为莫逆交。其子周惕，孙士奇，曾孙即栋，治经皆尊汉儒，遂有“汉学”之称。）亦有一次科第，稍经仕宦，即脱身而去，不再留恋者。（如钱大昕、全祖望等，此辈已到乾隆时代，与遗民渐无交涉矣。）要之，在清代这一辈学者间，实远有其极浓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传统风气，导源于明遗民，而彼辈或不自知。所以他们反朝廷、反功令的思想不至露痕迹者，一因顺、康、雍、乾历朝文字狱之惨酷，使学者间绝口不谈朝政时事。 清臣不敢自刻奏议，恐以得罪。（清代亦无好奏议。）又不敢记载当代名臣言行。（如尹嘉铨即以著名臣言行录遇祸。）乾隆八年，杭大宗以进士应御史试，偶及朝廷用人不宜分满、汉畛域，即遭严谴，几至不测。放还终身，更不录用。全祖望与杭略同时，著书刻意收罗乡邦宋、明遗民，此其意态之有所郁结，极可想像得之。 二因清代书院全成官办性质，以廪饩收买士气。 袁枚《书院议》谓：“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书院。升之学者岁有饩，升之书院者月有饩。士贫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赊而谋食殷。上之人探其然，则又挟区区之廪假以震动黜陟之，而自谓能教士，过矣。”按：书院厚其廪饩，卧碑严其禁令，开其为此，抑其为彼，士非愚痴，岂有不知？ 一时名儒硕望，主书院掌教务者，既不愿以八股训后进，惟有趋于笃古博雅之一途。 如卢文弨、全祖望、钱大昕、李兆洛等一时通儒，无志仕宦者，惟有居一书院，尚可苟全生业。其所教督，既不肯为科举俗学，又不敢涉于人生实事。明人如良知家社会讲学风气，亦不为清儒所喜。不媚古研经以自藏，复何以自全乎？ 三则江、浙一带经济状况，继续发荣滋长，社会上足可培植一辈超脱实务的纯粹学术风气。 明万历六年全国户口六千零八十九万余，而江、浙已占一千零五十万。乾隆时，直隶一省，不敌扬州一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各省，均不敌松江一府。明季以来，江、浙两省藏书家之多，尤胜前代远甚。而扬州为盐商所萃，其经济力量，足以沾润江、浙学士者更大。乾隆朝《四库全书》凡七本，内廷占其四，（文渊在紫禁城内东南隅，文源在圆明园，文溯在奉天，文津在热河。）而江、浙亦占其三。（文汇在扬州，文宗在镇江，文澜在杭州。）此亦可见当时学术偏聚江、浙之一斑。 四则自印刷术发明，书籍流通方便之后，博雅之风，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 唐人博学，以当代典章制度为主，如杜佑《通典》之类是也。宋学之博，远超唐学，只观《通志堂经解》所收，可见宋代经学之一斑。至史学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其博大精深，尤非唐人所及。而南宋尤盛于北宋。即易代之际人物，如王应麟、胡身之、马端临等，其博洽淹雅，皆冠绝一代。世疑宋学为疏陋，非也。即如朱子，其学浩博，岂易窥其涯涘？明代虽承元人绝学之后，又深中科举八股之害，然博雅之夙，亦且掩且扬。清代考证学，，颇亦承袭明人。社会书本流传既易，博雅考证之学，自必应运而兴。惟宋、明更有气魄大、关系大者镇压其上，故南宋必先数朱、陆，明代必先数阳明，而博古之家，只得在第二、第三流地位。不得谓宋、明学者皆疏陋，至清始务笃实也。惟清儒承宋、明之后，更易为力，又无别路可走，只得专走此一路，遂若清代于此特盛耳。（顾亭林《日知录》尝渭：“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才，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而潘次耕序《日知录》，则谓：“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兴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是书(《日知录》)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顾氏《日知录》为后来博雅一派所推，然其师弟子自相称许，亦不过在宋、元之间。然清儒即如吴学惠家，以汉学治经负盛名，其为学亦兼及文史。同时如全祖望、钱大昕等，其文史之学亦皆足继踵宋贤。专以经学夸清儒，亦复失之。） 故江、浙考据汉学，其先虽源于爱好民族文化，厌恶异族统治，带有反抗现实之活气。其后则变为纯学术之探衬，钻入故纸堆中，与现实艳不相干。
三 政治学术脱节后之世变 江、浙学风这一种的转变，虽于古经典之训释考订上，不无多少发明，但自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却渐渐消沉了。至少他们只能消极的不昧良心，不能积极的出头担当，自任以天下之重。清代虽外面推尊朱子，（自康熙命李光地等编纂〈朱子大全书〉，至五十一年朱子在孔庙升祠十哲，特表崇重。）但对程朱学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则极端排斥。 乾隆有〈御制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者，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所用若韩、（琦）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学者惟一精神所寄，而为清廷所最极端反对。又如雍正时，谢济世注〈大学〉，不从〈四书集注〉本，顺承郡王锡保参其谤毁程朱，雍正批谕渭：“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九卿议榭罪斩立决，后得旨免死，发往新疆充军。又乾隆时尹嘉铨案，罗尹罪状，有尹著名臣言行录序列本朝大臣，谕谓：“.朱子当宋式微，今尹嘉铨欲于国家全盛之时，妄生议论，真为莠言乱政。”又尹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作“相国”，谕谓：“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自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何事藉大学士之襄赞？昔程子云‘天下治乱系宰相’，止可就彼时阘冗而言”云云。大学士等拟尹凌迟处死，家属缘坐，特旨改绞立决，免其凌迟、缘坐。则清廷之所谓尊程朱者，其情居可见。 他们只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得程朱招牌，他们决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 四库馆臣作四库全书提要，对程朱宋学，均滥肆慢骂。此非敢显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迎。东吴惠氏有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清廷科举功令，只是六经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则推波助澜，假意提倡江、浙考据之学，务期学者只埋头不张眼，则是百行法服郑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纵学风，正为其对中国学术文化有相当了解之故。 此等风气，恰恰上下相浃洽，而学者精神，遂完全与现实脱离。应科举觅仕宦的，全只为的是做官，更没有丝毫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胸中。清代中叶以后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社会中层）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社会下层） 清代讨好下层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赋摊入地粮，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永不加赋一事。王庆云〈石渠余纪〉谓：“清初丁徭之法，悉依明旧。顺治十八年编审，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万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编审，二千四百六十二万有奇。五十年间，滋生不过十分之二。盖各省未以加增之丁尽数造报也。先是巡行所至，询民疾苦，或言户有五、六丁，只纳一丁，或言有九丁、十丁，止纳二、三丁。于是康熙五十年定丁额，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亩未广，应将现今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惟五年一编审如故。’雍正初，定丁随地起之法，直省丁赋以次摊入地粮，于是丁徭口赋，取之田亩，而编审之法愈宽。”今按：以丁归田，其实唐杨炎两税已如此。然自杨炎以后，仍自有差役。王安石令民输钱免役，而绍兴以后，户长、保正催钱复不免。李心传谓：“合丁钱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而一有征事，征夫之事又仍不免，是取其五矣。”及明代一条鞭法，实亦地丁合一也。清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惟除崇祯、天启诸加派，则丁粮固已在租中，而复有丁徭，是正如唐行两税而五代、宋室复有差役也。及将丁粮摊入田赋后，其后仍不断有差役，则亦仍是一种朝三暮四为狙公之赋芧而已。清代赋役，较之晚明固见轻减，若以与唐代租庸调制之确立一代规模者相比，则未可同日语。且清代此项政制，其先亦起于不得已。其时各直省对丁粮各有积亏，江苏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积亏地丁钱粮至一千十一万。甘肃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亦亏帑金一百六十余万。清赋本重，民力已竭，故康熙五十年诏，有“户口渐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虞”之说。此后丁粮既不加征，则惟有摊丁于地之一法。且清初征纳钱粮，照例有“火耗”。（每两加三分。） 官吏舞弊滥收。（据〈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各州、县每两加至三钱、四钱不等。三十六年谕：‘山、陕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雍正元年谕：‘火耗日渐加重，每两加至四、五钱。’”）田文镜最为雍正依信，亦谓：“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雍正六年应届完限，完不及五成，实由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清廷虽时颁禁令，而民间未见实惠。其后乃明定其额而归之公。（当时争者谓：“耗羡归公，即为正项。今日正项之外加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加耗羡。”清廷不纳，而其后果然。）火耗之外又继之以“平余”。（火耗犹可说，平余则明为不平矣。）又复有“重戥”。钱粮又有所谓“浮收”。（始乾隆三十年后。）未几而又有“折扣”。（始犹每石折耗数升，继乃至五折、六折不等。仍有“淋尖”、“踢脚”、“洒散”，多方糜耗。）此皆在雍、乾盛时，更不论中、晚以后也。则清之讨好民众，固仅胜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又清代有捐纳之制，官吏可以赀进。其始盖以初入关，中国士大夫意存观望，清廷藉以网罗社会雄于资财之一部分人，亦可减削一时反对之气势，而补开科取士之所不足。（文官捐始于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之后，既可不加税而饷足，又以官爵饵社会、安反侧，其用意至深毒。）然其后寖失本意，乃专为弥缝一时经费之急需。捐例大率不出三途：曰拯荒、河工、军需。名器不尊，登进日滥，仕途郩杂。清廷徒守“永不加赋”之美名，而捐例迭开，不啻纵数十、百饿虎豺狼于民间，其害较之加赋为更烈。 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来，则民众只有受苦，绝对沾不到惠泽。因此待到士大夫阶层反抗清代的意志渐渐消灭，（即钳制成功，而士大夫趋于腐化。）即下层社会反抗清廷的气焰渐渐炽盛。（因吏治败坏，民不聊生。嘉庆十八年，蒋攸铦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乱民愍不畏法，此皆由于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这是狭义的部族政权不可避免的一种厄运。 23 marzo 《国史大纲》38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第三十八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
唐中叶以前，中团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样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一、 经济方面 （一）论漕运 以漕运一事而言，汉初只言漕山东粟给中都官。（《汉书·食货志》：‘五凤中，大司农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三国鼎立，乃至南北朝对峙，各自立国，不闻北方仰给南方。隋炀帝打开运河。（大业九年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以纳东南、东北两渠所输。）他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势打通一气。东南、东北，均兴水运，并不是北方要仰赖南方粟。 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漕运遂几成问题。 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使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围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滞，物不耗失。’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岁，运米七百万石。 开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籴法’，令江南诸州租并回钠造布。可见当时中央赖北方粟已够。（《新唐书•食货志》：‘韦坚开广运潭，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只云山东，不言吴、越江南。） 天宝八年诸道仓粟表
━━━━━━━━━━━━━━━━━━━━━━━ 道名\仓名 正仓 义仓 常平仓 ─────────────────────── 关内 1,821,512石 5,946,212石 373,570石 河北 1,821,516 17,544,600 1,663,778 河东 1,589,180 7,309,610 535,386 河西 702,065 388,403 31,900 陇右 272,780 200,034 42,850 剑南 223,940 1,797,228 70,710 河南 5,825,414 15,429,763 1,212,464 淮南 688,252 4,840,872 81,152 江南 978,825 6,739,270 602,030 山南 173,882 2,871,668 49,190 ━━━━━━━━━━━━━━━━━━━━━━━ 据上表，知天宝八年前，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此则关内与河东，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经济情况，明明北胜于南尚远。安史乱起，唐室遂专赖长江一带财赋立国。直至以后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命脉，遂永远偏倚南方。其时则自江入河之漕运，尤为军国重事。（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刘晏为肃、代时理财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运。
晏之办法，大体仍是裴耀卿遗规，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又史称：‘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每岁运米数十万石给关中，或至百万余斛。’ 然此乃一时政治形势所致，北方经济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赖于南方者尚不甚大。 贞元八年陆贽奏：‘轻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余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文宗太和以后，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宣宗大中时，裴休为转运使，乃增至百二十万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即为迁都就漕运。（石晋自洛迁汴，已为此。）据当时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漕运凡有四线。 一、汴河 米三百万石，（景德中至四百五十万石。至道初，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大率以六百万石为常。）菽一百万石。来自江南、浙东西、淮南、荆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二、黄河 粟五十万石，（后岁漕益减耗，才运粟三十万石。嘉佑四年诏罢之，以后惟漕三河。）菽三十万石。来自陕西，自三门、白坡转黄河入汴。 三、惠民河 粟四十万石，（治平二年，二十六万七千石）菽二十万石。来自陈、蔡，自闵河、蔡河入汴。 四、广济河 粟十二万石。（治平二年，至七十四万石）来自京东，自五丈河历陈、济、及郓。 江、淮所运谓之东河，亦谓里河。（即第一线）怀、孟等州所运，谓之西河。（即第二线）颖、寿等州所运，渭之南河，亦谓外河。（即第三线）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即第四线）宋代在全国统一的局面下，国家财赋，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岁收，转更超出于北宋之上。 宋初岁入千六百余万缗，已两倍唐代。熙宁时至五千余万缗。南渡后，更增至六千余万。地狭而赋转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海运自秦已有，唐仁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杜诗)惟仅以给边而已。）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备。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漕米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又分其纲为三十。每纲设押官二人。（正八品）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扬州，先加教习。领其事者则设专官，秩三品，有加秩，无易人。创议者朱清、张瑄，本海盗，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库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资，拘收其军器、船舶等，并命其海外未还商船，至亦依例籍没。盖二人仍皆营盛大之海外贸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文宗天历二年为最高额。） 元代岁入粮数总计
────────────── 腹里（今河北 2,271,449石 、山东、山西 及内蒙等地） 辽阳 72,066 (8) 河南 2,591,269 (2) 陕西 229,023 (6) 四川 116,574 (7) 甘肃 60,586 (9) 云南 277,719 (5) 江浙 4,494,783 (1) 江西 1,157,448 (3) 湖广 843,783 (4) ────────────── 据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辽阳以下七地粮数总计，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又恰当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于腹里及其他六地，即全国总数之上。
就西晋时言，下游粮食多仰给于荆襄。至此则江浙远超湖广之上矣。又若以整个南方（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与北方比，则南北相差更远。 明漕运凡五变：一、河运。（兼用水陆，自淮入河，始永乐元年。）二、海陆兼运。（永乐四年。）三、支运。（九年开会通河，十三年始兴支运。）四、兑运。（宣德六年。）五、改兑。 支运规定苏、松、常、镇、杭、嘉、湖锗地粮，拨运淮安仓。扬州、凤阳、淮安拨运济宁仓。以三千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二千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束、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四次，可运三百余万石，谓之支运。自后又寖增五百万石。终明世，其定制为四百余万石。 兑运者，民间但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京，给与运费及耗米。初皆支运，后渐为兑运。 改兑者，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军长运，遂为永制。 运船在天顺以后，（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甚多。）定数万一千七百七十只，（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官军十二万人。以粮数比：（成化八年定额） 北粮 755,600石。 南粮 3,244,400石。（内兑运米，即苏州一府655000石，超过浙江全省(60万石)之上。松江一府203000石，超过江西全省(40万石)之半数。常州一府175000石，超过湖广全省(25万石)之半数。苏、松、常三府合计，占南粮全数三之一。） 北粮只及南粮五之一。地荒、人荒，遂为北方二患。（《日知录》卷十七）整个的中央，几乎全仰给于南方。而自南赴北之粮食运输，亦成国家每年一次大耗费。 清代漕运额，亦定四百万石。据清初《漕运例纂》规定，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之比。惟据《清会典》乾隆十八年奏销册计之，则为南八北一。又据《户部则例》，乾隆四十四年漕运额则为南十北一之比也。 （二）论丝织业与陶业
耕、织为农事两大宗，粟米与布帛亦为国家租、调雨大类。蚕桑事业，中国发明甚早，其衔皆在北方。（春秋时北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见各处。）汉代丝织物，在黄河流域，已有几个著名的中心地点。（如山东之临淄、河南之襄邑。此已超过家庭手工业之上。故曰‘兖、豫：漆、丝、絺、纻’。蜀锦亦极有名。惟江南则绝不见有蚕丝事业。）北魏均田制，特有“桑田”，可证当时种桑养蚕、调丝织帛，为北方农民一极普遍之生业。（《颜氏家训》谓：‘河北妇人织絍组紃之事，黼黻锦縤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贵族如此，平民谅亦尔也。）隋代以清河绢为天下第一。唐代桑土调绢絁，麻土调布。开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诸州纳布折米，可见其时江南诸州尚不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处，折租造绢。）越人的机织，由北方传授。 李肇《国史补》：‘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女以归。由是越俗大化，更添风样，绫纱妙城江左。’（左思《吴都赋》有‘八蚕之县’。宋文帝亦极奖蚕麻。沈瑀令民每家植蚕十五株。南方蚕事，起源甚早。惟精进美盛，则在后也。） 唐代全国各州郡贡丝织物数量，以定州为第一。（品质列第四。） 《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续通鉴长编》四十三：‘宋开封官绫锦院绫机四百张。’） 如亳、如滑，皆为当时丝织要地。 景龙三年，宋务光疏：‘自顷命侯，莫后墝塉，专择雄奥。滑州地出缣纨，人多趋射。列县为七，分封有五。’《唐六典》：开元时，绢分八等，宋、亳第一。二、三、四、五、等皆在黄河南北，不及淮水流域。六、七、八等皆在四川境内外。大江以南仅泉、建、闽三州，位居最末。由大中六年中书、门下奏：‘州府绢价，出果、阆州外，无贵于宋、亳州。’ 唐十道贡赋丝布织物表（据《唐六典》，开元十道贡赋，择其有关衣织者录之。）
━━━━━━━━━━━━━━━━━━━━━━━━━━━━━━━━━━ 地点 名称 备考 ────────────────────────────────── 关内道 赋绢、绵、布、麻。 开元25年敕：‘关辅既寡蚕桑，每年庸、 调，折纳粟米。其河南、河北不通水运 州，宜折租造绢以替关中。’ 河南道 赋绢、絁、绵、布。 贡紬、絁、文绫、丝葛。 河东道 赋布、襴。(蒲州调以 襴，余并用麻、布。) 河北道 赋绢、绵、及丝。 贡罗、绫、平紬、丝布、绵紬。 山南道 赋绢、布、绵、紬。 贡布、交绫白谷、紬、纻、绫、葛、綵纶。 陇右道 赋布、麻。 贡白氎。 淮南道 赋絁、绢、绵、布。 贡交绫、纻、絺、熟丝布。 江南道 赋麻、纻。 贡纱、编、绫、纶、蕉、葛。 剑南道 赋绢、绵、葛、纻。 贡罗、绫、绵、紬、交绫、弥牟布、丝、葛 岭南道 赋蕉、纻、落麻。 贡竹布。 ━━━━━━━━━━━━━━━━━━━━━━━━━━━━━━━━━━ 大体论之，重要的蚕桑之作，在北不在南。
五代河南北皆表散蚕盐敛民钱。石晋尚能岁输契丹绢三十万匹。 史称：‘五代时，湖南民不事桑蚕，楚王殷用高郁策，命民输税以帛代钱，民间机杼大盛。吴徐知诰令税悉输谷、帛、紬、绢，匹直千钱，当税三千。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知其时南方蚕事渐盛。 汴宋锦织，尤为有名。 《博物要览》载宋锦名目多至四十二种。陆游《老学庵笔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衣服花纹，皆四时景物，谓之“一年景”。’又载：‘定州有刻丝烟雾纱。’靖康元年，金兵入汴，索绢一千万疋，河北积岁贡赋为之扫地。浙绢悉以轻疏退回。 宋、金分峙以后，宋岁币以银、绢分项。是丝织品又渐渐地要北仰于南之证。（又按：宋、辽议和后，辽于振武军及保州置搉场，岁以羊皮毛以南绢。） 金泰和六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商旅多以丝绢以茶，所用不下百万。’又泰和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是其时中原丝织物尚有输于江南者。唯恐多系民间粗品，不敌南宋政府岁币所输于金政府者远甚矣。 元代北方尚见有大规模之种桑区域。 至顺二年，冠州有虫食桑四十余万株。元冠州于汉为馆陶县地，明属山东东昌府。（又按：金有征蚕皮故纸钱者，明代迁安蓺桑甚盛，然皆剥皮造纸。惟迁安有蚕姑庙，是其先曾治蚕，而后稍废耳。） 元初并有按户税丝之制。 太宗八年，耶律楚材为元定制，每户出丝一斤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给受赐贵戚、功臣之家。 然而蚕桑丝织事业之自北南迁，在大势上终于不可挽。明初南北捐税数，恰成三与一之比。 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夏税绢数表
━━━━━━━━━━━━━ 地点 数量（匹） ───────────── 浙江 139,140 江西 15,477 湖广 26,478 福建 273 四川、广东、广 0 西、云南四省 南直 32,999 （内苏州一府）(占14,157) 总计 214,367 ━━━━━━━━━━━━━ 以上南方。 ━━━━━━━━━ 地点 数量（匹） ───────── 北平 32,962 山东 23,932 河南 17,226 山西、陕 0 西二省 总计 74,120 ━━━━━━━━━ 以上北方。 此后更是照着南进北退的趋势进行。 万历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州府夏税丝绢数表
━━━━━━━━━━━━━━━ 地点 名称 数量 ─────────────── 地点 丝棉并荒丝 2,715,047两 浙江 农桑丝折绢 3,509疋 丝棉折绢 8,025疋 江西 农桑丝折绢 3,486疋 本色丝 8,209斤 税丝折绢 22,890疋 湖广 农桑丝折绢 4,997疋 丝棉折绢 280疋 福建 农桑丝折绢 319疋 本色丝 148斤 广西 丝棉折绢 3,809疋 南直 农桑丝折绢 8,910疋 税丝折绢 16,976疋 税丝 102,478两 ━━━━━━━━━━━━━━━ 以上南方。 ━━━━━━━━━━━━━
地点 名称 数量 ───────────── 山东 丝棉折绢 22,165疋 浙江 农桑丝折绢 32,825疋 税丝 2,089斤 山西 农桑丝折绢 4,771疋 河南 税丝 352,901两 农桑丝折绢 9,963疋 陕西 农桑丝折绢 9,221疋 北直 人丁丝折绢 25,262疋 福建 农桑丝折绢 12,508疋 ━━━━━━━━━━━━━ 以上北方。 按：此表北方各省折绢数乃过于南方，然折绢未必实纳。正统八年，令各处不出蚕丝处所，每绢一疋，折银五钱，解京支用。盖唐以前北方输绢，至是相承，仅为一种名色而已。如单论丝两，则南北几至八一之比。（弘治十五年数与此大同。惟四川有荒丝633斤，而此无之。） 有明代之染局有浙江、（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嘉兴。）江西、福建、（福州、泉州）、四川、河南、山东、（济南）南直（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各处。至嘉靖七年，以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省不善织造，令各折价，为浙江于南至每年征本色至二万八千余疋。至清代，惟有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而两税尽纳银粮，亦无折绢名色。于是令人渐忘河域自古为丝织先进之区矣。 又如陶磁，亦是北方农民很早就发明的一种副业。唐代河南府有贡瓷，至宋，精美著名的陶业，尚多在北方。 定窑在河北定州，以宋政和、宣和间为最良。南渡后称南定，北贵于南。汝窑在河南，柴窑亦在河南。惟昌窑（即景德镇）在江西，龙泉窑、哥窑在浙江处州。 至元明则最精美的瓷业，全转移到江南来。 元有浮梁磁局，见《元史•职官志》，专掌景德镇磁器，世称‘枢府窑’。民间有宣州、临川、南丰诸窑。明景德窑最盛。宜兴陶业始万历间。 木棉亦为宋后大利所在，而其种植，亦南盛于北。（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可见木棉省植于此诸处也。又邱濬〈大学衍义补〉谓：‘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有以为服也。宋、元间，世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是关陕亦植木棉，惟不如南之盛。’） 这是北方经济情绪渐渐不如南方的显征。换辞言之，亦可说北方农人的聪明精力，及其品性习惯，似乎在各方面都渐渐地转变到不如南方。 在以商业情况而论，亦是南方日渐繁荣，北方日渐萎缩。 此有关于天然界之出产者：如盐、茶为唐以后国利两大项，盐以两淮为主，茶则均产于南方。（茶饮至唐始盛，茶税始唐德宗时。）铜铁矿冶，亦南盛于北。渔业尤为南方所独擅。（此亦至清代犹然。矿课，北方惟山西一省，南则湖南、两广、云、贵。茶课，北惟甘肃一省，南则江西、两湖、四川、云、贵、江苏、安徽、浙江。(据《户部则例》，乾隆建十省岁办茶引数，均当于南十北一之比。)渔课，北惟奉、吉，南则苏、皖、赣、闽、浙、两湖、广东、四川、云、贵。）亦有关于交通者：南方水利日兴，舟揖之便远超北地。亦有关于人工制造者：如前举丝织、陶磁之类。《文献通考》载宋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有三处，北占其二，南占其一。（在蜀。）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皆在南方。（皆在蜀。）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北得其一，南得十八。五万贯以上三十处，北十二，南十八。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北得二十五，南得二十六。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北得四十五，南得五十。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北得二十，南得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处，北得十九，南得五十四。南北相较，已见北绌南赢。及明代有‘市肆门摊税’，共设三十三处，南得二十四，北得其九。（南：应天、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桂林、成都、重庆、泸州。北：顺天、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太原、平阳、蒲州。）又明代商税开始有“船钞”，（此见商业全走入水路交通。）设关处所凡七：曰河西务，（直隶。）曰临清，曰九江，曰浒墅，曰淮安，曰扬州，曰杭州。全国商业，渐渐集中至长江下游与运河两条线上。万历六年，各地商税课钞数，南直各府、州全数达一千三四百万贯，殆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独有二百余万贯，浙江省有三百万贯。可证当时全国经济集中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而由运河贯输到北方的大概。（四川在宋代极盛，而元、明两代则剧跌，亦由全国经济状态之变动。）此种演进，直到清代，大体仍旧。据《清会典》，光绪十三年全国各省厘金册报，南方各省几占北方之八倍。（又据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报告，则超过十二倍。） 二、文化方面
这一种趋势，反映在社会文化上，亦可见北方人物在逐渐减少，而南方则在逐渐增多。（此只就数量上论之。）如以应科举人数论。 唐武宗会昌五年限定各地应送明经进士额数表
━━━━━━━━━━━━━━━━━━━━━━━━━━━━━ 凤翔、山 河东、 金汝、 南东道、 陈许、 盐丰、 山南西道 汴、徐 福建、 、荆南、 泗、易 黔府、 鄂岳、湖 定、齐 桂府、 南、郑滑 德、魏 岭南、 、浙西、 博、泽 安南、 浙东、宣 潞、幽 邕、容 商、鄜坊 孟、灵 等道。 、泾邠、 夏、淄 江南、江 青、郓 西、淮南 曹、兖 东监、 、西川、 海、镇 同、华 东川、陕 冀、麟 国子监 宗正寺 、河中 虢等道。 胜等道。 ─────────────────────────────
明经 200人 50 20 15 11 旧350人 进士 30 20 30 15 10 7 明经隶名 200 ━━━━━━━━━━━━━━━━━━━━━━━━━━━━━ 这已在唐代晚年，南方地位已高，但并不能跨驾中原之上。 北宋则南人考进士，人数又多，北人考明经，人数又少，显分优劣。不得不限定南北名额以求平衡。（详见前。）元代一样逃不出南盛北衰之象。（苏天爵《滋溪集》十四：‘国家既以文艺取士，于是人人思奋于学，而中州老师存者无几，后生或无从质正。’又曰：‘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数十人，考官必得硕儒，士方厌服。’此记延佑、至治间事，南北学风盛衰皎然。） 明代亦定南北取士额。 明列朝乡试额数表
━━━━━━━━━━━━━━━━━━━━━━━━━━━━━━━━ 洪武3 洪熙1 正统5 景泰4 嘉靖14 嘉靖19 嘉靖25 ──────────────────────────────── 南京国子监 100 80 100 135 并南直隶 江西 40 50 65 95 浙江 40 45 60 90 福建 40 45 60 90 湖广 40 40 55 85 90 广东 25 40 50 75 四川 35 45 70 云南 10 20 30 40 广西 25 20 30 55 贵州 25 30 交趾 10 北京国子监 40 50 80 135 并北直隶 河南 40 35 50 80 陕西 40 30 40 65 山西 40 30 40 65 山东 40 30 45 75 比数 200/310 178/370 255/485 420/725 ━━━━━━━━━━━━━━━━━━━━━━━━━━━━━━━━ 按：此表北直额数，其中实多南人。又两广、云、贵西南人文之激进，亦可注意。 明会试额数表 ━━━━━━━━━━━━━━━━━━━━━━━━━━━━ 南卷：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应天（直隶）、 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 安、扬州，十六省府。 广德，一州。 55% 北卷：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顺天（直隶）、保定、 镇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十二省府。 延庆、保安，二州。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 35%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泸州、凤阳、安庆， 七省府。徐、滁、和，三州。 10% ━━━━━━━━━━━━━━━━━━━━━━━━━━━━ 洪熙元年，定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后复以百名为率，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然中卷其实即南卷也。又北卷中顺天额亦多南人，则北卷之见绌多矣。景泰初，礼部请“取士不分南北”，给事中李侃等奏，谓：“江北之人文辞质直，江南之人文辞丰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向制不可改。”后竟复分南、北、中卷，则分卷正为北人。由李侃等所言，以“江南”、“江北”为北，南北界线，较之宋欧阳、司马争论时，又见南移矣。 洪武二十年，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特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复其家。 又洪武四年至万历四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五年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共计二百四十四人，其籍贯如次表。（据陈建《皇明通纪》） ━━━━━━━━━━━━
北方 人数 南方 人数 ──────────── 北直隶 7 南直隶 66 山东 7 浙江 48 山西 4 江西 48 河南 2 福建 31 陕西 9 湖广 8 四川 6 广东 6 广西 2 合计 29 总计 215 ━━━━━━━━━━━━ 清乾隆丙辰诏举博学鸿词，先后举者二百六十七人。满洲五、汉军二、直隶三、奉天一、江苏七十三、安徽十九、浙江六十八、江西三十六、湖北六、湖南十三、福建十二、河南五、山东四、山西三、广东六、陕西四、四川一、云南一。可见此种演进，至清无变。 再就宰相籍贯言之，唐宰相世系多在北方。（唐宰相世系表，三百六十几人，九十八族，十九皆北人。）宋中叶以后，南方便多，北人便少。明宰辅189人，（此据《明史•宰辅年表》计）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强。（明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盖以科第影响及于仕宦。） ━━━━━━━━━━━━━━━━ 地点 人数 备注 ──────────────── 江南 35 浙江 32 江西 26 直隶 20 湖广 13 山东 13 河南 11 四川 10 福建 10 山西 7 广东 5 陕西 2 广西 2 云南 1 贵州无。不知籍贯者一人 ━━━━━━━━━━━━━━━━ 三、南北政治区域之划分及户口升降 社会南北文化经济之升降，还可以政治划分区域的大小繁简来看。兹将唐、宋分道列一简表如下： ━━━━━━━━━━━━━━━━━━━━━━━━━━
唐太宗时十道 玄宗时15道 宋太宗时15路 神宗时23路 （及辖州数） （及辖府军州数） ────────────────────────── 关内22 关内 京东23 京东东 河东18 京畿 京西19 京东西 河南28 河东 河北39 京西南 河北23 河南 河东25 京西北 山南33 都畿 陕西31 河北东 淮南14 河北 淮南23 河北西 江南42 山南东 江南20 河东 陇右20 山南西 荆湖南8 永兴 剑南26 淮南 荆湖北12 秦凤 岭南68 江南东 两浙16 淮南东 江南西 福建8 淮南西 黔中 西川29 江南东 陇右 陕西24 江南西 剑南 广南东16 荆湖南 岭南 广南西26 荆湖北 两浙 福建 成都 梓 利 夔 广南东 广南西 ━━━━━━━━━━━━━━━━━━━━━━━━━━ 观上表，即知自唐至宋的政治区分，大体上是南方愈见冲繁，故分割愈细。北方无分而有并。
与政治区域相随而可知者，最要为户口之盈缩。开元州郡等级，所谓“六雄”、（陕、怀、郑、汴、魏、绛）“十望”（虢、汝、汾、晋、宋、许、滑、卫、相、洛）皆在北方。时望县八十五，而南方只有二十县。（二十县中在四川省占其九，江浙、荆襄近占十一县。） 宋代北方户口，即远逊南方。 宋元丰三年四京十八路户口主客数目表
━━━━━━━━━━━━━━━━━━━━━━━━━━━━━━━━━ 东京(开封，22县) 户 171,324 口 主 295,912 丁 212,493 客 85,180 京东(15州，78县) (2) 主 817,984 (5) 1,660,903 (2) 957,554 客 552,817 885,774 565,693 京西(14州，79县) (11) 383,226 (14) 644,757 (14) 400,740 268,516 458,130 269,623 河北(23州，104县) (7) 765,130 (9) 1,473,683 (9) 773,891 219,065 407,501 205,467 陕府西(26州,118县) (8) 697,967 (4) 2,015,436 (3) 1,067,936 264,351 746,368 425,651 河东(14州，73县) (14) 383,148 (16) 752,301 (16) 372,390 67,721 138,358 77,462 淮南(18州，69县) (4) 723,784 (7) 1,393,555 (4) 1,320,306 355,270 637,326 152,300 两浙(14州，79县) (1) 1,446,406 (2) 2,605,484 (1) 1,629,562 383,690 618,215 298,027 江南东(7州，48县) (5) 902,261 (8) 1,609,612 (6) 1,019,134 171,499 289,843 186,027 江南西(6州，47县) (3) 871,720 (3) 2,010,646 (7) 884,329 493,813 1,065,201 380,798 荆湖南(7州，33县) (9) 456,431 (10) 1,153,872 (11) 622,933 354,626 674,258 322,546 荆湖北(9州，45县) (12) 350,593 (12) 702,356 (15) 285,526 238,709 509,644 207,624 福建(6州，45县) (6) 645,267 (6) 1,368,594 (5) 790,719 346,820 674,438 560,230 成都(12州，58县) (10) 574,630 (1) 2,789,225 (10) 685,020 196,903 864,523 270,724 梓州(11州，49县) (16) 261,585 (11) 885,501 (13) 374,669 528,214 305,529 利州(9州，39县) (15) 179,835 (17) 402,874 (17) 195,387 122,156 245,992 144,591 夔州(9州，31县) (18) 68,375 (18) 215,595 (18) 149,070 252,472 171,017 广南东(14州，40县) (13) 347,459 (13) 812,147 (8) 735,747 218,075 322,512 262,059 广南西(24州，60县) (17) 163,418 (15) 584,641 (12) 273,674 78,691 470,946 419,316 ━━━━━━━━━━━━━━━━━━━━━━━━━━━━━━━━━ 按：有隋盛时，总江、浙、闽中不盈三十万户。自唐以来，浸以孽息，更五代至宋，增至五百余万户。而中原户口之数，因五代乱亡相继，周显德六年，总简户仅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宋熙、丰盛时，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淮、汉以北居其八，（京西北路、京东两路、陕西两路、河北两路、河东路，共八路）淮、汉以南居其十有五。（即东晋、南朝十五路之地。）总天下户千有六百五十万，而淮、汉以北才当五百余万户，淮、汉以南，乃当千有百余万户。大率当天下三之二。不出东晋、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
范仲淹《十事疏》谓：“唐会昌中，河南府有户一十九万四千七百余户，置二十县。今河南府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十九县。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不过百家。请依后汉故事，遣使先往西京，并省诸邑为十县。所废之邑，并改为镇。候西京并省，则行于大名府。”据是言之，北方政治区域，若以实际户口衡之，在北宋盛时，其可省并者已多矣。又按：以主、客户比数而言，诸路情形大率略似。客户俱当主户三之一乃至半数以上。独两浙、江南东及成都三路不然，客户比数，只当主户之四之一乃至五之一。又可见其经济状况之独优矣。（北方河东一路，客户比数少。此恐有其特为贫瘠之故，不得与南方三路比。） 再就元明两代之行中书省及布政司之区分，列表如下： 元十一中书省：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 明两京十三布政司：京师（八府二州）、南京（十四府四州）、山东（六府。）、山西（五府三州）、陕西（八府）、河南（八府一州）、江西（十三府）、湖广（十五府二州）、四川（八府六州，及羁縻军民等府）、浙江（十一府）、福建（八府一州）、广东（十府一州）、广西（七府及羁縻诸府）、云南（五府及军民羁縻等府）、贵州（八府及羁縻军民等府州）。 唐初十道，南北各半。明十三布政司，南得其九，被仅得四。南占一倍以上。即此已见南北经济文化轻重之不平衡。元代南北户口，成十与一之比。 ━━━━━━━━━
户 北 1,435,360
南 11,395,909 口 北 4,558,235 南 51,828,651 ━━━━━━━━━
明代北方情形较佳，但依然赶不上南方。
明万历六年天下户口南北计数
━━━━━━━━━━━━━━━ 浙江 户 1,542,408 (2) 口 5,153,005 (6) 江西 户 1,341,005 (4) 口 5,859,026 (2) 湖广 户 541,310 (7) 口 4,398,785 (9) 福建 户 515,307 (9) 口 1,738,793 (12) 四川 户 262,694 (12) 口 3,102,073 (11) 广东 户 530,712 (8) 口 5,040,655 (7) 广西 户 218,712 (13) 口 1,186,179 (14) 云南 户 135,560 (14) 口 1,476,692 (13) 贵州 户 43,405 (15) 口 290,972 (15) 南直 户 2,069,067 (1) 口 10,501,651 (1) 总计 户 7,200,180 口 38,747,831 ━━━━━━━━━━━━━━━ 以上南方。
━━━━━━━━━━━━ 山东 户 1,372,206 (3) 口 5,664,099 (3) 山西 户 596,097 (6) 口 5,319,359 (4) 河南 户 633,067 (5) 口 5,193,602 (5) 陕西 户 394,423 (11) 口 4,502,067 (8) 北直 户 435,463 (10) 口 4,264,898 (10) 总计 户 3,431,256 口 24,944,025 ━━━━━━━━━━━━ 以上北方。 按：上表户口比数，特见增进者，莫如东南，而西南次之。户口比数特见凋落者，西北为甚，而东北次之。又按：南直苏州府户600755，口2011985。松江府户218359，口484414。常州府户254460，口1002779，苏、松、常三府合计，户数超过于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山西、河南、陕西、北直诸省，口数超过于福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其繁荣可见。（又按：清代以江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为大省，顺天(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为中省，广西、云南、贵州为小省。） 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约数
━━━━━━━━━━━━━━━ 浙江 夏税小黍 152,863石(8) 秋粮米 2,369,764石(3) 江西 麦米 88,072 (10) 2,528,269 (2) 湖广 131,976 (9) 2,030,207 (4) 福建 706 (14) 850,447 (10) 四川 309,892 (6) 718,652 (11) 广东 6,122 (12) 993,824 (9) 广西 2,494 (13) 369,202 (13) 云南 35,567 (11) 107,123 (14) 贵州 266 (15) 50,541 (15) 南直 943,711 (1) 5,068,145 (1) 总计 1,671,669 15,086,174 ━━━━━━━━━━━━━━━ 以上南方。
━━━━━━━━━━ 山东 855,172石(2) 1,995,764石(5) 山西 591,951 (5) 1,722,851 (7) 河南 617,322 (4) 1,763,437 (6) 陕西 690,747 (3) 1,044,943 (8) 北直 178,639 (7) 419,983 (12) 总计 2,933,831 6,946,978 ━━━━━━━━━━ 以上北方。 按：苏州一府秋粮2038894石，超过湖广以下任何诸省，而与浙江、江西二省相仿佛。松江、常州秋粮合1546180石，亦超过陕西、广东、福建、四川、北直、广西、云南、贵州诸省，而与山西、河南两省相仿佛。若苏、松、常三府秋粮合计，则超过江西、浙江以下任何诸省矣。 自汉迄明南北户数增减简表 ━━━━━━━━━━━━━━━━━━━━━━━━━━━━━━━━━━ 西汉元始二年(据 晋太康元年(据〈 唐天宝元年(据〈新唐 明隆庆六年(《 《汉书·地理志) 晋书·地理志〉) 书·地理志〉)(又《 续文献通考》) 旧唐书》《通典》) ────────────────────────────────── 北 965万 149 492 344 南 111万 65 257 650 比 南 1+ 3 3.5 6.5+ 率 北 9- 7 6.5 3.5- ━━━━━━━━━━━━━━━━━━━━━━━━━━━━━━━━━━ 按：诸表中数字难尽精确，然取明大体之升降。 而明代西南诸省之开发，以及南海殖民之激进，尤为中国国力南移之显征，而为近世中国开新基运。 斯二者，皆为明代南方繁荣之要征。西南开发之尤显要者，则为湖广、四川、贵州、广西诸行省土司之设置。西南诸疆，虽早隶国土，然川、滇、湘、岭峤土之间，盘踞数千里，苗、蛮、僰、爨之属，种类殊别，自相君长。秦汉以来，虽设郡县，仍令自保。历代相沿，（宋谓之“羁縻州”）至于明世，踵元故事，为设土官土吏，而视元益恢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渐次规置，为宣慰司者十，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此为明代开发西南一大事。盖亦随褚地经济民户之自然展扩而俱起。（其间如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动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铲平。）下及情代，渐次“改土归流”，而近世中国开发西南之大业，遂告完成。至论海外殖民，其起当亦甚早。南海、象郡，已列于秦郡，而汉因之。东汉末季，中国士大夫浮海往交趾者，夥颐至多。东晋、南朝，交、广海舶，目为利薮。（《南史•王琨传》：“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梁书•王僧儒传》：“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贾而即卖，其利数倍。”）唐代始有市舶之税，然领以宦寺，尚不以为国家之正收。（此如秦、汉初以山海池泽税归少府也。）而宋市舶特设官司，乃为国家度支一要项。明代海上交通日盛，而我民之货殖海外，立家室、长子孙者乃日众。成祖时，命太监郑和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通使海外。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暹罗、满剌加、苏门答刺、锡兰等三十余国。（其第三次越过印度南境而抵波斯湾。其第四、第五次，且横跨印度洋而至非洲之东岸。以较西方发现新地之甘马与哥伦布等，郑和远迹，尚在彼辈数十年前也。）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与郑和奉使同行者尚有王景弘。其后有石显，亦两度奉使。皆宦者也。）明之声威既远届南海锗国，亦会闽、广商民，能自殖其势力于海外，如南海人梁道明王据三佛齐，陈祖义亦为旧港头目。（其后闽人某亦据婆罗国而王之，皆见《明史》。又梁启超《中国八大殖民伟人传》，尚举广东人张涟王三佛齐，广东人某王爪哇顺塔国。潮州人郑昭王暹罗，嘉应人吴元盛王戴燕，嘉应人罗大王昆甸。又嘉应人叶莱，为今英属海峡殖民地之开辟者。）风生势长，不徒朝廷一使之力也。（明中叶受倭寇之患，海外发展遂致顿挫。）直至近世，南海殖民，仍为中国民族进展一大事。 02 marzo 《逻辑引论》读书笔记4-逻辑基本规律、逻辑方法逻辑基本规律 一、同一律：任何一种思想自身总是确定的，同一的。（A是A） 违反：混淆概念、偷换概念、转移论题、偷换论题…… 二、矛盾律：任何一个思想不可能即真又假。（┐(A∧┐A） 违反：自相矛盾 *【悖论】：A→┐A,，┐A→A，A↔┐A。包括： (1)逻辑悖论（布拉里-福蒂悖论、康托儿悖论、罗素悖论） eg：罗素悖论：集合S={x|x∈x}，若S∈S，则x∉ x；若S∉ S，则S∈{x|x∉ x}，亦即S∈S。 (2)语义悖论（说谎者悖论、理查德悖论）。 三、排中律：任何一个思想不可能既不真又不假。（A∨┐A） 违反：模棱两不可
逻辑方法 一、定义 1.分类 (1)事物定义：被定义项=种差+临近属。（包括性质定义、发生定义、功用定义、关系定义） (2)语词定义：说明语词定义、规范语词定义 2.规则 (1)定义不能循环（定义项不能直接/间接出现被定义词） (2)定义必须相应相称（被定义项外延和定义向外延必须为全同关系） (3)定义应用肯定形式（给出正概念；下定义不用负概念；定义用肯定命题表达） (4)定义必须明确（简练不含混语词；不包含比喻）
二、划分 1.分类：一次划分、连续划分、两分法等 2.规则： (1)子项之和必须穷尽母项（划分后所得子项外延之和与母项外延是全同关系） (2)各子项外延之间互不相容（划分后各子项外延之间是全异关系） (3)划分标准必须同一（每一次划分必须用同一标准）
三、论证 1.证明 (1)分类 1)直接证明 2)间接证明（条件证明、反证法、排除法……） (2)要求 1)论题必须清楚、明确 2)论题必须保持同一 3)论据必须是已确认为真的命题 4)论据的真实性不能依靠论题来证明 5)从论据应能推出论题（违者犯“推不出”之病，包括①论据不充分、②论据与论题不相干、③违反推理规则） 2.辩论技巧 (1)事例论证法 (2)比喻说理法 (3)类比说理法 (4)反推辩论法 (5)揭露矛盾法 (6)反诘进攻法 (7)以退为进法 (8)难题转嫁法 (9)二难设辩法 1)破解法1：揭发对方前提中选言支不穷尽的错误 2)破解法2：揭发对方前提中条件联系不合实际 3)破解法3：保留对方选言前提，利用选言支形成新的假言前提 3.谬误 (1)不相干谬误 1)诉诸武力 2)诉诸权威 3)诉诸人身 4)诉诸感情 5)诉诸众人 6)诉诸无知 7)诉诸私利 (2)歧义谬误 1)语词歧义 2)语句歧义 3)含义不明确 4)复杂问句 (3)论据不当 1)以偏概全 2)预期理由 3)错认因果 4)循环论证 5)机械类比 6)强词夺理 《逻辑引论》读书笔记3-模态逻辑、规范逻辑模态逻辑
一、 模态命题的真假
━━━━━━━━━━━━━━━━━━━━━━━━━━━━━ p在所有可能 p在所有可能世 p在所有可能 世界中为真 界中有真有假 世界中为假 ───────────────────────────── □p（Lp） 必定p ＋ － － □┐p（L┐p）必定不p － － ＋ ◇p（Mp） 或许p ＋ ＋ － ◇┐p（M┐p）或许不p － ＋ ＋ ━━━━━━━━━━━━━━━━━━━━━━━━━━━━━ 二、模态对当推理 1.□p与◇┐p、□┐p与◇p（矛盾）：不可同真，且不可同假
2.□p与◇p、□┐p与◇┐p（差等）：必然命题为真则可能命题也为真，可能命题为假则必然命题为假 3.□p与□┐p（反对）：不可同真，但可同假 4.◇p与□┐p（下反对）：不可同假，但可同真 三、 必然化规则：如果├A，则├□A。 四、 模态三段论 1.遵守三段论的一切规则 2.两前提均为必然命题，则结论可以是必然命题 3.只要前提中有一个是可能命题，则结论也只能是可能命题 4.若一个前提为必然命题，另一个为直言命题， 结论只能是直言/可能命题 5.当小前提为肯定命题而大前提是必然命题，或小前提为必然否定命题，则结论可以是必然命题 五、模态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TN、QTN 1. TN系统基本规则
(1)必然消去规则LS：从□α⇒α (2)必然引入规则LG：从定理α⇒□α (3)必然分离规则LM：□(α→β)，则□α⇒□β。即□(α→β) ⇒(□α→□β) 2. QTN系统由QN、TN的全部规则构成 规范逻辑
一、格式
1.必须命题（必须p）：Op，或□(┐P→S) 2.禁止命题（禁止p）：Fp，或□(P→S) 3.允许命题（允许p）：Pp，或┐□(P→S) 二、规范对当推理 1.矛盾（Pp与Fp，Op与P┐p）：不同真，且不同假 2.差等（Op与Pp，Fp与P┐p）：必须/禁止命题真，则允许命题也为真；允许命题假，则必须/禁止命题也为假 3.反对（Op与Fp）：不同真，但可同假 4.下反对（Pp与P┐p）：不同假，但可同真 三、必须化推理：如果├A，则├OA。 四、规范条件推理 1.必须条件推理 (1)由必须到必须：A必须，B是A的必要条件，则B也必须。OA,A→B├OB (2)由必须到禁止：A必须，B是非A的充分条件，则B禁止。OA, B→┐A├FB 2.禁止条件推理 (1)由禁止到禁止：A禁止，B是A的充分条件，则B也禁止。FA, B→A├FB (2)由禁止到必须：A禁止，B是非A的必要条件，则B必须。FA, ┐A→B├OB 3.允许条件推理 (1)由允许到允许：A允许，B是A的必要条件，则B也允许。PA,A→B├PB (2)由允许到允许不：A允许，B是非A的充分条件，则非B是允许的。PA, B→┐A├P┐B 五、规范强弱推理 1.由强到弱的推理：适于允许规范和必须规范(P、O) 2.由弱到强的推理：适用于禁止规范(F) 《逻辑引论》读书笔记2-词项逻辑、谓词逻辑词项逻辑 一、词项外延的关系
（二）规则
谓词逻辑 一、eg：如果所有乐迷都爱所有指挥大师的演出，那么所有球迷都爱所有球星的表演
28 febbraio 《逻辑引论》读书笔记1-复合命题逻辑复合命题逻辑 一、负命题（并非p）： ┐p（否定式） 二、联言命题（p并且q）： p∧q（合取式） 三、选言命题（p或者q）： p∨q（析取式） 四、假言命题（若p则q）： p→q（蕴含式） 五、等值命题（p当且仅当q）： p↔q（等值式）
六、多重复合命题 1.1重言式（永真式） 1.3矛盾式（永假式） 1.4协调式（可真可假）：基本形式p→q ↔ q→p
七、复合命题推理的基本有效式 (2)蕴涵析取互易推理：p→q↔┐p∨q 八、命题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 PN 1.前提引入规则（P规则）：在推理的任何一步都可以引入一个给定的前提。 九、常用的重言蕴含式 十、常用的重言等值式 十一、其他重言式 04 febbraio 五帝三代春秋战国世系表 【总表】
黄帝(有熊) ┌──────┴────────┐ 昌意 玄嚣 颛顼(高阳) 蟜极 ┌──┬─┴┬────┐ 帝喾(高辛) 穷蝉 鲧 · 称 ┌─┬─┬─┼──┬───────┐ 敬康 文命 · 卷章 阏伯 挚 放勋 实沉 契(子姓) 弃(后稷,姬姓) 勾望 (禹) · ┌─┴─┐ (帝尧 昭明 ┌─┴─┐ 蟜牛 │ ［女脩吞 重黎 吴向 陶唐) 相土 不窋 ┌┼┐ 瞽叟 夏 玄鸟卵］(祝融) 陆终 丹朱 昌若 鞠 燕魏韩 ┌┴┐ │ 大业 ┌┬┬┬┼─┐ 曹圉 公刘 重华 象┌┼┐ 大费 昆参彭会曹 季连 冥 庆节 (舜) 齐│越(伯翳, 吾胡祖人姓(芈姓) 振 皇仆 │ 杞 嬴姓) 附沮 微 差仆 陈 ┌─┴─┐ 穴熊 报丁 毁渝 大廉 若木 │ 报乙 公非 (鸟俗氏) (费氏) …… 报丙 高圉 │ · 鬻熊 主壬 亚圉 …… · 熊丽 主癸 公祖类 ┌┴┐ · 熊狂 │ 太王亶父 孟戏 中衍 费昌 熊绎 商 ┌─┬┴─┐ [玄孙] 熊乂 │ 太伯 仲雍 季历(公季) 中潏 熊黮 宋 │┌┬┼┬┬┐ 蜚廉 熊胜 吴周晋鲁蔡曹卫 ┌─┴─┐ 熊炀 └┐ 恶来 季胜 熊渠 郑 女防 孟增(宅皋狼) ┌─┼─┐ 旁皋 衡父 熊无康 熊红 熊执疵 太几 造父 ┌┴┐ 大骆 …… 熊挚红 熊延 非子 [六世] 熊勇 (秦嬴) 奄父(公仲) 熊严 秦侯 叔带 ┌┴┐ 秦仲 …… 熊霜 熊徇 │ [五世] 熊鄂 秦 赵夙 熊仪(若敖) 共孟 熊坎(霄敖) 赵衰 ┌─┴─┐ 赵盾 熊眴(蚡冒) 楚 赵朔 赵文子武 赵景叔 赵简子鞅 ┌─┼─┐ (伯鲁) 赵 桓子
【陈夏齐越】 夏文命（禹，姒姓）
【楚】
【商宋】
【吴周郑晋鲁蔡曹卫】
【燕魏韩】
《逸周书·谥法解》 哀：早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德之不建曰哀；遭难已甚曰哀；处死非义曰哀 04 dicembre [转]如何来理解中国经验？——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如何来理解中国经验？ ——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自从赫尔德与伏尔泰的时代以来，传统中国就被作为了一个十分特异的存在而进入了由西欧主导的近代视野之中。尽管关于古老帝国的传说和见闻由来已久传播甚广，但在“通史”或“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世界图景中给予中国一个想象（image），却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正如老黑格尔所指出的，人总是要依靠一个“他者”来承认自己，而“中国”就是作为一个在根本上异质的“他者”而被近代西方自我认识的需要所建构出来的。这样一个“中国”往往距离对它的切身经验非常遥远，在多多少少程度上依然停留在想象的层次上，不管这种想象是“游记”式的还是“学术研究”式的。而这种“他者－自我”的对偶存在，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对于中国的兴趣，而同时也使得中国之为中国的那个特异性更加模糊不清了起来。 什么是中国经验？什么是“仅仅”属于中国的“经验”？这是理解和自我理解的关键。正如现代西方经验都可以追溯到对古代希腊罗马以来的存在经验的解读中去一样，中国经验如果可能，那么它就必须被追溯到对上古三代以来的解读之中去，尤其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的关注和经验之中去。在那个时候，现代中国经验的深层结构已经被或强或弱地决定了。正如怀特海认为西方思想的发展在或多或少上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解一样，后世中国思想的发展或多或少也是对先秦诸子时代观念史的重新注解和诠释。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在商周交替之际，中国经验如何地决定性地更改了自己的方向？在周文疲敝之时，中国经验到底是如何地经验自身？“绝地天同”与“天人交感”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矛盾而又统一的关联？而儒道法三家的血脉又是如何地在后来的中国经验的不断展开之中显现自身？这些都是上古思想史的研究中的根本问题，但对它们的回答却往往很难让人满意。 就如对商周之际的思想转换而言，简单地指出“天道”观念的产生和演变是远远不够的。从天神地祗人鬼的原始信仰和祖先崇拜到有周一代“唯德是辅”的道德的“天”的观念，古代中国思想完成了一个重要的突破。这个突破使得西周到春秋时代的某种“原儒家”思想得以可能，也使得周文具有了明显不同于“殷人好鬼神”的人文气质。但这个转变究竟是如何可能的，是小邦克大国所引起的战战兢兢的即时反映，还是一种出自于更为古老传统的思想进展？在这个突破的同时，周代又是如何继承了先前二代的基本思想特质，对殷的制度和思想做出了怎么样的“扬弃”？这个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转变在文化比较研究意义上有着如何的特殊性，以至于后来春秋时代的“轴心突破”与其他文明的相同进程相比，显得如此温和与“文化保守”？ 对于古代中国或说先秦思想的研究而言，困难的并仅不在于语言文字上的疏离与隔阂，也并仅不在于“文献不足征”。语言文字上的困难在经过清代经学三百年的努力以及近代以来的语文学研究在大体上可以得到暂且的安置，而文献上的不足可以通过所谓“双重证据法”甚或“三重证据法”来得到不断的补充。但根本问题却在于：我们所能把握的世界结构与生存经验注定了我们的思考与百年前的祖先完全不同。我们能够认识的古典中国经验也总是被我们当下的现实性所遮蔽。当我们还自称是那个历史上的中国的直接继承人的时候，却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在世经验却已完完全全地从属于西欧现代性的支配之下。我们用来描述传统的词汇和范畴都不是传统的，我们作为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和把握的“经验”已经游离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存在之外，我们未来的理想不过就是西方的现在罢了。因此，不论西方的或是中国本土的汉学研究者都很难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很难对古代中国的存在经验有一个切近的理解，从而很难使得古代中国的存在经验在当下鲜活起来。 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上，对古典中国经验的把握从一开始就是沿着西方的范式来指定方向的。不论是新派人物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式的解读，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抱有的道德优越主义的态度，归根到底就是简单的“民主与科学”这五个大字，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容貌则完全是西方人的样子。随着程度不同的西化思潮普遍被接受，并且随着苏式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解读的流行，古典中国经验就被支离为近代西方经验在中国的劣等参照物。这样，传统中国似乎变得很容易被理解了，因为它完全变成了想象中的样子，变成了封建社会，变成了儒法斗争，变成了注定要被开除“球籍”的原罪。这些简单幼稚而又无不忧心重重的解释和想象，当然是时局强烈刺激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完全符合所谓的“挑战－回应”模式。但是，在这样的热情与努力之中，作为历史存在的实体性的民族生活经验消失了，现时代的文化变成了无根的东西，而一切感伤和怀旧不过只是“现代化进程”和商业运作的需要罢了。 而对于近代以来抱着来自于“船坚炮利”和世界瓜分的优越感的西方人，对中国经验的解读历来就有着两种貌似彼此冲突的解释模式：神学－科学的普世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的特殊主义。按照科学或者神学的普世主义，中国经验不是被认为是“未完全发育”的，就是被简单地理解为“落后”的。然后这些解释又和庸俗化了的进化论纠缠在一起，变成为“西方中心论”做出论证的反面教材。所谓“李约瑟问题”，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欧意义上的“科学”，只有在这种基本立场下才能产生。而对于习惯于处理比较简单的“原始”、“落后”社会经验的文化人类学传统而言，中国之于西欧的特殊性可以类比于西南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之于英国老派绅士的特殊性。对这种特殊性的处理依赖于现有的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从简单的比较研究到复杂的经验重构。尽管现代文化人类学已经远远超出了猎奇的兴趣和资料收集的努力，但其基本目标是如其所是的那样去“理解”或了知那种无法化约的特殊性，使得一种根本不同的生活形式变成可被近代西方经验理解的存在。在根本上，文化人类学对特殊性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人类共同存在的现实境遇，不是企图在理解他者的同时理解自身，而是在中立地处理特殊材料的同时重建一种能够被西方理解的特殊经验。 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在其经典著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之中所提出的“通见”（Vision）与“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的研究模式也许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所谓“通见”，乃是指某个学派或思想潮流中大部分人所共通的总体观点和立场，代表着学派或思想的共同倾向与总体特征，而不是僵硬的逻辑高度一致的严密体系。而所谓“问题意识”，乃是在思想学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已有共同价值预设的怀疑和否定。它不是与“通见”对立的范畴，而是在通见的不断达成与变化中产生的，给予现实处境的不断更替而对固有通见的补充和更新。在“通见－问题意识”的复杂交互作用中，思想与现实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其清晰而又复杂的面貌，中国上古思想所面对的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构成了中国经验的有机结构和历史存在。这一研究模式立足于现实人类处境的普遍可理解的基础之上，既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唯我论式解读，也不同于文化人类学传统的彼此隔绝和自我封闭，而是企图通过对中国上古思想史的研究来找到通向理解中国和西方的自我理解的道路。这种道路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就在于我们注定要共同存在于世界之上，而生存样式、存在经验的多样性正是在人类彼此理解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才被规定，才被认知了的。因此一切跨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如何地构建一定的解释体系，而在于通过彼此之间的阅读－理解而使得我们更好地共同生存。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文明必须分享属于不同传统的伟大遗产，对这些遗产的理解和使用将注定我们共同的未来。 就这本著作而言，其内容跨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先秦思想史”，而其内容深度则可以担当起“先秦哲学史”的任务。因此对其中心篇章《孔子：论语的通见》做出某种偏狭的评论要比单单对全书进行平铺直叙要来得明智。在西方汉学传统的孔子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即对孔子思想的社会性的强调。这一特征与国内学界自民国以来就偏重于从心性论的角度论述孔子思想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特征的形成在一方面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中国想象”的延续，这在当黑格尔鄙夷地把孔子评价为“世俗的智慧”的时候达到了顶峰。而在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西方社会学思潮注重行为、功能的倾向的强烈影响。就仅以孔子的“仁”说为例：自从梁漱溟先生首创从“心安”来说“仁”以来，国内研究者往往容易不假思索地将“仁”作为对生命的体悟、对现实生命本质的规定接受下来。正如将孟子的心性论建立在一个单纯的“生命”（不论是自然本质说还是发生认识论）之上禁不起现代实验心理学的挑战一样，对“仁”如此这般的界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包含的心理主义的危险。与国内研究的倾向完全不同，史华兹教授在本书里的主要论战对手之一芬格兰特（Fingarette）是以某种“弱”的行为主义方式来对孔子的思想进行论述的。对行为－功能取向的解释而言，关键从来不在于无法被观察到的“心”的内容，而仅仅在于外在的行为以及行为所执行的社会功能。对于芬格兰特而言，“仁”乃是“礼”这一神圣化、执行社会规范功能的习俗在个人上认同和“内化”，它承担着在具体个人交往行动中显现的社会秩序。“仁”并不是关涉道德抉择与意志自由的向度，在反对“个人－社会”这一僵硬对立模式的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与思想的原创性作用屈服于现存的神圣秩序。 和其他西方研究者试图通过语言分析的行为理论来解释“仁”从而避免心理主义的危险不同，史华兹教授不仅注意到了“仁”作为行为的方面，作为与周文的“礼乐文明”相结合的方面，并且注意到了“仁”说明显包含着的对个人内在人格的要求。这个内在的人格不是心理主义意义上的“心安”，而是通过作为现实社会关系规范的“礼”而显现出来的崇高的道德能力。作为能力，它既是内在和宁静的，作为个人修养而存在；但又是实践的，在礼乐制度和政治事务中显现在君子身上，并成为君子日常行为的根本依据和内核。这样，“仁”既不是心理的活动，也不是外在的无根的行为标准，而确确实实成为了对三代以来高度文明的礼乐制度的“创造性转化”。 而且，进一步的，“仁”不仅被史华兹教授理解为“指称个人的内在道德生活，这种生活中包含有自我反省与自我反思的能力”，而且这种建立在人格基础上的能力指向着 “公共性”的教化。“仁”不仅是个人的教化，而且承担着政治改善的责任。这种责任是通过“学”，从而培养出有道德的政治参与者，即“君子”来实现的。这样“仁”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抉择与责任，同时也可以是社会的功能结构；孔子的学说也不仅仅是道德说教，而且也是通向“理想国”的道路。通过与奠定了西方政治传统的两位伟大思想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对照，同时也就是《论语》与《理想国》和《政治学》的对读，史华兹教授为我们指出了“君子”/“士”作为“政治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式的“家庭－国家”的相即相离之中，植根于中国式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互相渗透交缠之种，也就是说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存在经验之中。而这种中国经验是对西方经验的重要补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存在可能性。应该说，能够做出这样的洞见实在是见功力的，在某种意义上实现“比较哲学”或“比较文化”研究自我期许的“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目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判断对我们在今天的自我理解以及未来筹划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史华兹教授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坚定信念，即由于人类所面对的事实处境有其相似性，所以作为面对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也是可能相通的。人类的跨文化的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不在于对文化人类学意义上“不可通假”的特殊性的强调，也不在于对单一的线形历史模式的执着，而恰恰在于我们的那一种努力：我们都试图通过对祖先的古老智慧的了解，去为今天人类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寻找资源。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共同生活的现实要求我们这样做，更是因为几千年以来，人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始终没有多少变化。我们和祖先一样困惑于不断发展的社会与基本伦理价值之间的矛盾，一样对共同生活的形式和内容、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感到困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来自于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思想进行解释才是有价值的，也才能是真正“普世”的。理解中国经验决不是试图还原已经消逝了的古代生活样式，而却是在与古人的对话中理解和自我理解，从而为当下的这一时代寻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西方人也罢，中国人也罢，理解“中国经验”都是“认识你自己”的必要条件。 至于这样的研究是否能够超越传统海外汉学研究的传统模式，我们一时之间还难以得出结论。研究的关键本来就并不在于给出如何的答案，而是在于提出如何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上古思想史这样文献不足征而又异说重出的领域之中，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要比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解答要困难得多。即使像是孔子的思想这样被广泛研究的主题上，对“仁”、“礼”、“义”这些术语的界定依然纷争不断，对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或性质的评判也是臆说纷纭。而且从国内学术界热点的不断“转向”之中，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提出“理解中国经验”这样一种“问题性”的必要。撇开建国以来政治对学术的影响不谈，从强调社会历史原因到当下流行的“康德派的儒家”或“现象学的孔子”，国内学界很少去真正关心、切近属于孔子时代的原始中国经验并将之与我们现实的历史存在联系起来，而总是仅仅关注于不同的解释模型之间的差异。这样，研究就往往停留在根本未尝开始认识的空话之中。这种空话的典型就是用西方思想的基本范畴来强加给中国经验；或者是对孔孟的思想大加吹捧，却在根本上缺乏对上古思想环境的恰当了解，仅仅停留在思想的空对空之上。就近代以来对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著作而言，正如劳思光先生在其《新编中国哲学史》中所论，不是根本没有“中国”，就是不算是“哲学”，或者没有“史”。尽管这个评价不免苛刻，但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西方式思维范式已经成为了我们思考的唯一方式的世界上，我们，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应该如何来切近那古典的、甚至是原始的中国经验？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近年来对原始中国经验的关注正在有力地复苏，优秀的作品也时有可见。比如说北大陈来教授的两本著作：《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和《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其中所处理的主题与史华兹教授的主题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但所运用的方法论和所要实现的目的则差别很大。如果能够对这两位学者的著作进行对读，相信会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不仅可以从中看见身处不同文明传统的作者对问题的不同选择和处理，看见我们存在的现实性对思考的制约与促进作用；而且在根本上，可以看见别人眼中的自己与自己眼中的自我形象之间的同一与差异，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或者说切近“中国经验”才是可能的。对中国经验的互相理解与自我理解正是在同一与差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辩证法中不断展开的，这种交互的历史过程也将被融入到未来的中国经验之中去。这样，中国经验才能是永远活生生的，永远不只是学术的对象，而且也是我们存在本身。 平心而论，史华兹教授的这本著作是我目光所及的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通论性专著中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不愧为美国汉学界唯一大师级人物的作品，极富有启发性和阅读的知性乐趣。如果不畏惧艰难的话，相信一定可以在其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珍宝。 ——by comos @ bbs.fudan.edu.cn 06 novembre [转贴]100年前，全世界都认为汉语是婴儿语 （似乎在网上流传很广，张贴得到处都是。一下引用部分用黑色，我的批注用灰色）
100年前，全世界都认为汉语是婴儿语，后来才发现原来汉语是进化过的世界最先进的语言。原来在七千年前，汉语也有罗嗦的后缀和字格然而这一点我却不曾听说过，后来我们把那些无用东西都抛弃了。比如用一个“了”字就把已经完成的动作表现出来了。根本不用什么现在过去完成时那么罗嗦。古埃及楔形文又演化成腓尼基语，腓尼基古文字又演化成希腊语，希腊语又演化为拉丁语，拉丁语又变成法语，法语又演化成英语。拉丁语向东成为斯拉夫语系，斯拉夫语系又演化成俄语。同时这也是一个宗教的传播史，是天主教分化为基督教，东正教的过程。汉语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高级语言。
[ 古代汉语是一种业已死亡的语言吗 ] 汉语又是唯一可用于计算机时代的语言，最适合语音控制，而不用象英语那样用手瞎摸！
这是一个决定中国人命运的问题，请所有朋友尽量宣传！汉语的一个明显的优势是，思维面广阔，在数学上由于单音节发音，对数字的反应速度也更快，但在逻辑思维方面还是拼音文字较好，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看，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由于可以自由组合新名词新概念以至新思想，可以容纳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冲击，无疑将发展为人类的共同语言，用这种语言来交流思想更加方便，更加丰富多彩，当然在论文和计算机语言是汉语和拼音文字并用了，汉语的伟大就在于兼容，你们看看在汉语的学术论文有汉语和阿拉伯数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混用现相，但在英语论文中则找不到一个汉字，中国的物理学专家可以凭借他在中学时代的化学基础知识通读化学专家的论文，反之依然，而英美的不同行业的专家要交流他们的学术成果，则是对牛弹琴，凭这个优势，汉语就有资格成为世界语，而我们国内还有些学者还要把汉语拼音化，这不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吗？我们中国人民也有资格控告那些所谓的文明的西方人，是谁在制造环境污染，破坏森林和草原，就是他们，因为印刷同样内容的一本书，西方语言要比汉语浪费2倍的纸张，全世界使用西方语言的人要比使用汉语的人多5倍，按照简单的因素级连倍乘法，就要浪费10－20倍以上的木材增加20倍以上的工业废水，就语言的优越性来讲，西方人没有什么资格对汉语说三道四，连文盲都知道从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找出汉语文本，因为汉语文本是最薄的那一本。
中国人心里有这样一种成见；认为汉语迟早要被英语所淘汰。记得有一次，大概是胡野碧在辩论时干脆把它清楚地说了出来。前几天‘世纪大讲堂’请了一位学者李锐也认为全球化的结果是让英语统治世界。只有阮次山在一次‘大时代，小故事’中谈到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但是，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由于汉语使用了‘声’使得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那么，由于广东话中的声比普通话多，是不是广东话的思维速度比普通话更快呢？我的回答是，广东话虽然使用的声调多于普通话，但是，广东话有两个缺点，第一、它的文字规划得不好，文字表达欠佳，且有闭音节的声音存在。第二、它的声音利用率不高，普通话有21个声母、35个韵母和四声，连乘的结果是2900个声音，但是能够被利用的是2500个，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话中的仅1200个。广东话有九声，即使它的声母和韵母与普通话一样多，那么它实际使用的声音也应该是普通话的两倍多才对，但是，广东话中实际使用的声音仅有1500个，与普通话相差不多，而它的利用率比普通话小了几乎一倍。利用率小，就说明难学。因为同样的一个声母或韵母，每次的使用实际上也是一种练习的过程，利用率高的声母或韵母必然容易记忆、容易掌握。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凡是常用的语言元素，包括声母、韵母、汉字和单词等到，越是经常使用的越容易掌握。语言的好坏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不是能够用很少的记忆来掌握，第二、是不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掌握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知识？用一句极限的话来讲应该是：最好的语言是不学而知，但是所掌握的知识又最多的语言，或者说，学少而知多的语言。
英语与普通话相比则不同，国际音标中，英语有20个元音和20个辅音，所以英语的声音种类不会超过20×20＝400个；反过来说，不在这四百个声音之内的任何声音都不被英语所承认，或者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发音；这里所说的不是‘音节’。比较一下就会看出，汉语的发音种类是英语的3倍，两者的比值远大于广东话与普通话的比值。
下面要说一下，为什么声音种类越多，思维速度就越快。这个问题，去年我在‘北大中文’论坛讨论了一个月才使大家弄清楚，在这里我希望尽量说得简单。假设有一个仅会发两种声音的人，具体地讲，他就会发a和b两个音。根据电脑的理论，我们知道，他用这两个符号依然可以表达整个世界。再假设，世界上仅有400种事物需要表达，那么，一个英国人可以用每一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而仅会发两个声音的人，有时就不得不用九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因为二的九次方才大于400。比如，英国人用‘i’代表‘我’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可能要用abbababba代表‘我’这个概念。一般人每发一个声音大约需要消耗四分之一秒的时间。比较两者就会看出，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不但表达得慢，而且还费力气。在表达‘我’这个概念的时候，英国人使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使用了二又四分之一秒。如果两个人总以这样的比例生活一辈子，他们一生中所享受到的所有信息将是它的反比9：1。实际的情况中，最明显的是日语与汉语的对照，我们知道，日语使用了100种不同的声音，而汉语使用了1200种声音，因此很多汉字让日本人一念就必须用两个或者三个声音来表达。我们假设日语中所有的字都用两个声音来表达，那么岂不是说，日本人一生所能够享受到的信息仅仅是中国人的一半吗？我曾经思考过，这是不是与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有关。我们知道，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心里说的过程，如果在说话时表达得快，那么，思维的速度也应该跟着快。具体的例子是赵元任曾经比较用英语和汉语背诵乘法口诀的速度，汉语使用了30秒，而英语使用了45秒。因此，如果两个人同时用英语和汉语来背诵的话，到了30秒的时候，汉语使用者一定想到了九九八十一，而英语使用者则一定到不了这里，说不定，他想到的仅仅是七七四十九。这就证明了使用发音种类多的语言比使用发音种类少的语言思维速度快。这一点曾经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所证实。至于思维速度快是否就代表聪明这个问题是被很多学者所承认的。
这确实是个很好的比较角度，可惜我不是学工的，因此注定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我的证据是解释一个历史上的‘谜’古希腊人为什么比其他人更聪明？因为希腊的文化来自古菲尼基人，我们知道菲尼基人发明了人类的拼音字母，就声音的分解来说，这是一大进步，就思维速度来说，它是一大倒退。因为，为了筛选容易区分的声音元素，菲尼基人仅仅使用了22个辅音，这样，它的表达速度当然比现在任何语言都慢，而希腊人则采用了元音，我们知道元音与辅音结合以后，声音种类等于增加了好几倍。事实上，菲尼基人的声音中也有元音，否则他们是发不出来的。所谓的22个辅音是说他们仅承认这22个辅音为信息栽体，也就是，ma、me、mu、mai、muo在他们的耳朵里与一个m没有任何区别就像me的四种声调对于英国人来讲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由于声音种类的突然增加使得希腊人的思维突飞猛进，造成了后来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有疑问。朝鲜的文字事实上就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但是否有证据表明在此前后这个民族的智能有明显的升高或降低呢？论坛上曾经有人问汉语的声音种类依然多于英语，为什么没有英国先进。我的回答是，当声音种类突然增加的时候就有新思想出现，反之，当声音种类减少时，思想就趋于保守，而元朝以后，中国的声音中失掉了一个‘入’声，中国的衰弱正巧从那时开始。入声的丢失的确是金元以后的事情，但即便在此前，汉语韵尾脱失的情况就已经在发生，唯一不同的是上古无轻唇音(如"f")，而这些音在隋唐已纷纷成形。从整体而言，隋唐既有入声韵尾的脱失，也有新音的引进，这一时期恰是中国最进取开放的时代。从这一点看，作者的论点可以得到支持。最后，在讨论尼安德特人的时候，人们也发现，使用声音种类少的人种会被历史淘汰。
我之所以认为汉语必定战胜英语的根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要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知识爆炸问题。我们知道，目前的英语单词包括各种生物名称及专利发明的新术语已经超过了数百万，如果考虑到英语中有一些可以推导和联想的成份；比如前、后缀和复合词等，它所需要记忆的基本单词也有一百万个。而所有这些单词在汉语中都可以用四千个汉字来表达。根本的原因还是英语的发音种类不够。 比如pork这个词，在英语中代表猪肉，它和猪pig、肉meat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代表它们的一个联合体而已，如果把猪肉pork、羊肉mutton、牛肉beef、猪油lard、羊油suet和牛油talon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就发现，英语中所有的联体词都是一个与其中任何一个分解词毫无关联的新符号，而它们却构成了英语词汇的主体，英语中几百万的单词就是这样来的。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如果将pork改成pig和meat连在一起的形式，那么就要发音四次而pork仅仅发音两次；所以联体的词能够节省发音却要增加记忆，而分体的词，无需记忆可是却增加了发音次数。设想，一位屠夫，每天要用到‘猪肉’这个词上千次，使用两次发音的单词要比使用四次发音的词节省两千次发音，何乐不为？但是遇到不常用的词的时候，英语还是和汉语一样，使用分解的词，比如驴肉就用donkeymeat来表达。因为不常用的词，即使设立了符号形式，别人也记不住。汉语能够将英语中联体词汇分解的功能，非常有用，它使所需要记忆的词汇大大地减少；不仅如此，它还能够将词汇在人们头脑中的位置整理得清清楚楚。达尔文主义的诞生就是建立在林奈的双名法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方法使得各种印象在脑子中由原来的平面，变成立体的。比如，在林奈以前，人们给所有的生物一个名字，结果，由于种类太多，同一种生物可能有两种名字，而另外的生物，可能没有名字。林奈则将所有的生物先分类，并且给出一个类名，然后在类名的下面放一个词，两者组成双名法的名字。这样不但清晰，而且大大的减少了需要记忆的符号；比如原来有一万个名字，现在分成一百个类，又在每类中分成一百种，我们所需要记忆的仅仅是一百个类名和一百个种名，共二百个，而不是原来的一万个。随着知识爆炸的问题逐渐恶化，人类就有必要将其他的术语也仿照这个方法改造，而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汉语的结构进行改革。而原因还是在于发音种类的数量。
这个现象最先是德国的莱布尼兹体会到的，他认为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但是，他没有看到声音的真正特性，却由于汉字的数量上的性能而定义汉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知识爆炸的世界，他一定会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废除拼音文字而采用汉字。
最后，谈一下关于人的一生中到底能够记住多少单词或符号的问题。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通常在三到四千，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仅有三万个单词，他本人能够全部掌握。但是，到了丘吉尔时代，他的单词量依然是三万个，可是，那个时候的英语已经拥有近百万个单词了请注意，这其中还是有很多都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构词法造出的派生词，只是因为这些派生词很多采用了希腊语拉丁语词根，所以显得莫名其妙，但诸如Gastroenterology（胃肠学）这样的单词，稍微辅修一下拉丁文基础，自己都能造出来。所以，我认为，莎士比亚使用英语单词的熟练程度是后人根本无法达到的。我曾经在网上向很多英语中高等教育的语言机构请教，到底学习英语应该掌握多少单词才成，但是，他们的回答总是含糊不清，或者扯一些别的东西。后来，在一些无法避免这个问题的文章中我发现，语言学家们对于英语单词的要求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语使用者应该掌握五到二十五万单词，不但差距范围很大，而且，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莎士比亚和丘吉尔都应该是文盲，至少是没受过教育的人。我认为，这是任何推崇英语的人的软肋，只要他们能够躲过别人问这个问题，其他的方面。我的观点曾经在北大中文网上讨论过。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不知道的人还有很多都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和劣等文化。所以，在鼓舞中国人的信心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大家努力。其实，只要大家能够恢复信心，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早就应该领先于世界的。可是我们太爱钻牛角尖，总是当外国人设立一套标准的时候，我们拼命地追呀赶呀。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够设立标准，也让他们换换口味？我记起几年以前，西方国家有一个喜欢指手划脚的毛病，那时，我也有一个毛病－－喜欢掣肘拖腿。美国有一份cox报告，内中例举了大量的对比，用以说明中国人不可能通过三、四十次的核实验取得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相同的成果。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盗窃了美国技术。有人也称这次事件为李文何事件。我那个时候给美国所有的参议员各发了一封电子信件。内容是说，如果他们希望彻底调查此事，就应该设立另外一个调查小组，好好研究一下汉语和英语在思维上面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弄清楚，为什么中国三、四十次的核试所取得的进展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的进展相差无几。在信的后面又附上了我的对于两种语言对比的计算书。后来，接到了不少回信，要求我告诉他们我的真实地址才肯继续考虑。
……我也明白，不会有哪个美国参议员会提出任何有关的议案的，因为，任何有关议案的提出，其本身都是对于汉语的一种变相宣传，都是对于英语的贬低。没有任何美国人愿意辩论它。道理非常明显，如果辩论下去，必然牵扯到语音和语言学中的诸多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他们的一块伤疤。目前，美国一直要求中国降低人民币汇率，但是，态度依然没有超出礼貌的范围，所以，这套理论还不适合。一旦他们超出了理性，那么，非常容易扯到语言学的问题上来。换句话说，是：由于英语的思考范围狭窄，所以不能够从更加长远的利益来考虑问题。但是，这话我还不敢说，至少不敢对美国人说。因为我是学工科的，工程上的事情我有点把握，可是一碰到经济问题，我心里没底。
类似的事情还有就是找世界语bbs进行辩论。谁都知道，世界语实际上是将英语改头换面设计的语言，当然不懂得使用‘声调’。我的问题是，英语的单词已经远远超过了常人的记忆极限，世界语有什么办法弥补这个缺陷吗？当时有人回答我说，世界语中使用派生的结构比英语更加明显。可是，当我将汉语中的声音种类，以及‘声调’的利用方法向他们解释以后，再也没有人发言了。
还有就是美国有一个‘只说英语运动englishonly曾经向全世界征求意见。可想而知，我的意见是什么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一意推行英语实际上是将美国文化推向深渊，是在摧毁美国文化。拯救你们的方法只有重新选择一门带有‘声调’的语言。对于这些没学过汉语的人来说，他们一般不懂得什么是‘声调’，所以，只好用唱歌时候的音阶来向他们解释；任何一个英语‘音节’都可以跟随音阶变化出至少八种不同的声音，这和‘声调’的作用差不多。上述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美国人的软肋，没有必要的话，我是不会乱碰的，影响团结。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我们可以说的也越来越少，因为说多了，就给人借口说中国威胁他们。 整体来说作者的角度和论证过程都很别致，结论也有可取之处，但终归论之过简，许多东西还没有充分讲透，而不利于他的论据偏偏一点都不少。08 agosto 宫崎骏笔下二战时的中国空军[转]中山雅洋的《中国的天空》是部不可多得的好书。虽然有少许的推测成分，但看来，日中战争（1937-1945）中的空战果然也和诺门罕之战中的空战一样，并不是日本一方的全面胜利。编写战史的人必须绝对公正才行，一味夸大己方战果是会误国殃民的。和苏芬战争中的芬兰空军一样，后进而弱小的中国空军打得很漂亮。在贪生怕死的政府和既不公正也无效率的军队上层机构之下，中国的飞行员们的斗志依然高昂无比。
被广为宣传的96式陆攻的越洋轰炸，其损失也绝对不在少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损失的机组已达70个之多。在日中战争爆发的1937（昭和12年），中国从美国购买了9架重轰炸机，即马丁139W（B-10B的出口型）。用中国的方式称呼就是“马丁式重轰炸机）B-10B：全长13.6M 全宽21.5M 全高3.5M。全金属硬壳构造最高时速380KM，武装为3挺7.62毫米机枪，最大载弹量1吨，乘员4人。（细则的说明就御免了吧，字实在太小太草太模糊…………）
1938年（昭和13年）5月20日 黄昏
靠近东中国海海岸的宁波的简陋的机场上，两架马丁重轰悄悄地着陆了。上海和南京已经被日本占领，9架马丁也只有这两架硕果仅存了。乘员们一声不响地吃完了有油炒蒜苗的晚饭。在这两个月间，他们已经在内地接受了秘密的训练，现在，体现这训练成果的时刻来到了。马丁式两翼的油箱被注得满满的，对于用手动泵来注油的地勤来说，这是一件让筋疲力尽的活儿。 终于到了出发的时刻。轰鸣着双引擎的马丁139W消失在黑暗的空中，它们的目的地是日本，任务是：对日本的第一次空袭！
对于大陆国中国的飞行员们来说，夜间海上飞行的确是个让人一刻放松不下来的任务。在昏暗的照明下导航员全神贯注的面容。射手兼无线电员嘹望着空中。其实日军并没有夜间战斗机（想不到中国空军会夜间轰炸）但警备是必不可少的。无线员的座位是没有靠背的。驾驶员需要在夜空中用目力搜索，为不妨碍视力，将仪表盘的照明开到最小。
从东中国海一路直飞日本。
事实上，和手册上的说明不同，飞到九州南部对马丁来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为了组成编队也没有使用自动驾驶。在窄小的机首座舱中的导航员想必很辛苦。
排气管。
热水瓶，装的不是水而是茶。在中国热水瓶的普及比日本还早。 翼内的主油箱，左右各一个，它们还没使用防弹橡胶层。 正规的乘员数是4人，但是在这次出击中只有3人，应当是出于增加续航力的考虑。 出发大约3个半小时后，按预定到达九州上空。驾驶员用力张望，只见到下面是一片茫茫云海。忽然间在云缝中出现了无数的灯光闪烁一如地上的星海，日本到了！正在盘旋中的二机立即准备投弹，事实上身兼导航员的投弹手只要握住开启炸弹仓的扳手就够了-----根本用不到瞄准器。突然响起了机长的声音：“投弹！” 夜空中飞舞着无数的纸片……
马丁所载的并不是炸弹，为了控诉日军的残暴行为，唤起日本人民的良知，投下的是传单。在前一年冬，占领南京时，日军对南京军民进行了可怕的屠杀行为，希望日本人民看过这些传单后应该多少会有些反对战争的行动吧！
完成任务的马丁立即高速返航，东中国海的朝阳已经升起。但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只有很不起眼的一条消息：“在九州上空出现了神秘的轰炸机……”如此而已。反对战争的人已经全部进了监狱，传单什么作用也没起到。日军继续扩大战火，对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期的无差别轰炸。
我一直想着，中国的飞行员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寻觅着日本的万家灯火呢？这种轰炸又进行了一次，但是这一次，飞行员们没能看到他们祖国的海岸。轰炸机的下落不明。
凡是不光彩的事，就把它掩盖起来，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是一样的。虽然不能一语概之，但是连向自己的国民宣布真相的勇气都没有的军队，亡国是应该的。
6年之后，飞到日本上空的是成群的B29。以比对重庆轰炸有过之无不及的惨烈程度，点燃了日本所有重要城市。继之而来的是两颗原子弹。
我4岁时的童年记忆，就是拉着父亲的手，在燃烧弹的火雨中四处奔逃。
30 luglio 康德freedom概念的三个层次[转]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
邓晓芒 [关 键 词]康德 先验自由 实践自由 自由感 自由权 康德在其晚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说：“我的出发点不是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等的研究，而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世界有一个开端，世界没有一个开端’，等等。直到第四个二律背反：‘人有自由；以及相反地：没有任何自由，在人那里，一切都是自然必然性。’正是这个二律背反，把我从独断的迷梦中唤醒，使我转到对理性本身的批判上来，以便消除理性似乎与它自身矛盾这种怪事。” 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是康德考虑一切哲学问题所围绕的核心。然而，到底什么是自由，它和必然具有什么意义上的相关性，这却是长期以来康德研究者们聚讼纷纭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图给康德所使用的自由概念作一个层次上的基本划分，以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到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总体上看，康德的自由概念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和自由感三个层次。 一、先验的自由（die transzendentale Freiheit）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三个二律背反的正题及其注释中，从理论理性的角度提出了设定一种“自由的先验理念”的必要性，这就是：机械因果律永远需要追溯更早的原因，因此其序列永远是未完成的和不充分的，这就违背了充足理由律，无法解释这个世界的现实存在；因此必须假设一个最初的纯粹自发的原因，它本身不再有别的原因，因而是自由的，这样才能够彻底解释世界的发生。这一设定当然是超越经验世界之上或之外的，但康德由此进一步引伸出一种在经验世界之内的先验自由的设定：“但由于这样一来毕竟这种在时间中完全自发地开始一个序列的能力得到了一次证明（虽然不是得到了洞察），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斗胆在世界进程当中让各种不同序列按照原因性自发地开始，并赋予这些序列的诸实体以一种自由行动的能力。”这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自由行动（如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意志的理念，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性行动的“可归咎性”（Imputabilität）的真正根据。但这种开端不能按照时间来理解，而只能按照“原因性”来理解。因此它与机械的因果性并不冲突，而是被解释为一个因果过程的开始。 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看来似乎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所有四个“二律背反”中，第一、二个二律背反的正题都是直接肯定世界的无限性和实体的不可分性，第四个二律背反也是肯定“世界上应有某种……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唯独这第三个二律背反的正题是对自由理念的“假定”（annehmen）：“……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而这“只是在对于一个世界起源的可理解性所需要的范围内阐明的”。显然，康德的意思是，第一、二个二律背反属于“量”和“质”的范畴，被看成“构成性”（konstitutiv）的，因而企图直接确定世界的构成；第三、四个二律背反属于“关系”和“模态”的范畴，被看成“调节性的”（regulativ），其中前者试图推断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根本不涉及客观知识的结构，而只涉及认识主体对客观知识的态度，因而只是“主观综合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第四个二律背反正题的断言还被看作可以在主观中加以完全的肯定的，而第三个二律背反的正题却只能是一种推断和假设，它既不是一种逻辑上必然的推论，也不是一种经验中实在的知识，但它并不脱离经验世界，而只是理性为了“实践的利益”（道德和宗教）而在经验世界中为自己预留的一个“调节性的”理念（这与第四个二律背反在经验世界之外为“绝对必然的存在者”预留一个理念还不一样），虽然不能证明（而只是“斗胆”假设），但也无法否定，所以在理论理性中它是可以先验地设定的。 先验自由的内涵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它意味着对经验世界（包括感性冲动）的独立性，即摆脱一切机械因果性的约束，这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另方面它意味着自行开始一个因果系列的原因性，这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这两方面的内容实际上也正是一般实践的自由的内容，但先验的自由只是为一般实践的自由在理论理性中预留的地盘，虽然本身是空的，却对于实践的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康德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以这个自由的先验理念为根据的是自由的实践概念”。没有自由的先验理念，实践就会是盲目的因而不成其为实践，所谓实践的自由无非就是对先验的自由所包含的内容的实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康德为什么把实践的法则也称之为一种“知识”（das praktische Erkenntnis，即“实践的知识”），因为先验自由在理论理性中虽然不是什么知识，但由于它毕竟来自理论理性，具有理论的态度，因而它在为实践理性提供根据时就使得实践法则在另一种意义上（即实践意义上）成为了知识，原本是一个空洞幻相的先验自由的理念就具有了实在性。于是“自由的概念，一旦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争辩的规律而被证明了，它现在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 二、实践的自由 实践的自由本身也分为两个层次，即“自由的任意”和“自由意志”。 （１）自由的任意（der freie Willkür） 康德最初从先验自由过渡到实践的自由就是通过自由的任意实现的。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在实践的理解中的自由就是任意性对于由感性冲动而来的强迫的独立性。因为一种任意就其（通过感性的动机而）被病理学地刺激起来而言，是感性的；如果它能够成为在病理学上被迫的，它就叫作动物性的（arbitrium brutum，动物性的任意）。人的任意虽然是一种arbitrium sensitivum（感性的任意），但不是brutum（动物性的），而是liberum（自由的），因为感性并不使它的行动成为必然的，相反，人身上具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能力。”这里显然在动物性与人性之间作出了一种区别。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都体现为一种任意，这种任意肯定是带有感性的；但动物的任意同时又是“病理学的”（pathologisch，即可以通过临床观察来研究的）和被迫的，而人的任意却可以是自由的。自由的任意能够“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规定自己”，就此而言它里面已经包含有实践理性了，但它还不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而只是“一般实践理性”的，或者用康德后来的说法，它所遵守的规则只是“技术上实践的规则”。所以康德说：“那种不依赖于感性冲动、也就是能通过仅由理性所提出的动因来规定的任意，就叫作自由的任意（arbitrium liberum）……我们有一种能力，能通过把本身以更为间接的方式有利或有害的东西表象出来，而克服我们感性欲求能力上的那些印象；但这些对于我们的整体状况方面值得欲求的、即好和有利的东西的考虑，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也就是说，自由的任意超出动物性的任意之处在于它不是基于眼前直接的利害和欲求（“印象”）之上，而是超出直接有利的东西而去追求间接的、对于整体更为有利的东西。人甚至可以牺牲眼前的小利，如猎人抛出诱饵或农夫留下来年的种子，而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会认为这种牺牲是“值得”的。这就是对“目的”和“手段”的考虑，这种考虑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就在于人有理性，他借此能够掌握这些“技术上实践的规则”。 然而，技术上的实践规则虽然属于一般实践理性，但却不属于实践哲学，而只属于“对理论哲学的补充”，“因为它们所包含的全都只是一些熟巧规则，……为的是产生按照因果的自然概念所可能有的结果”。不过，自由的任意正因为属于一般的实践理性，其中也就潜在地包含着纯粹的实践理性（即“自由意志”或道德自律）的种子了，只要这种任意把自己的规则完全置于理性之上，而不只是为了一个虽然更大、更间接但终究是感性的利益来运用理性，也就是不要用实践理性来为感性欲求服务，而是使一切感性都服从于纯粹实践理性自身的要求，这就使一般实践理性的规则提升到了“规律”，使人的意志排除感性的干扰而成为了自由意志。 （２）自由意志（der freie Wille） 在康德那里，意志和任意并不是两个外在对立的概念，它们都属于欲求能力，但有一种包含关系。一般说来，“任意”包含“动物性的任意”和“自由的任意”，而“自由的任意”则包含技术上的实践和道德上的实践；技术上的实践虽然也是“自由的”，但最终没有摆脱感性的欲求，道德上的实践虽然也应当在感性世界中实现出来，但本身是基于超感性的原则，这就是自由意志的原则。换言之，自由的任意由于只是片断地使用理性，使理性为自己某个较长远的欲求或利益服务，所以它所获得的自由也只是片断的，即使考虑到我们利益关系上的“整体状况”，也只是一时的经验性的状况，是由感性的自然所决定并会因此而改变的，因而最终仍然是不自由的；反之，自由意志则要求不受感性的干扰而逻辑上一贯地使用理性，使理性本身具有了超越一切感性欲求之上的尊严，所以它所获得的自由才是真正一贯的、永恒的。因此康德在指出自由的任意“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之后，马上接着就说：“所以理性也给出了一些规律，它们是一些命令，亦即客观的自由规律，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发生的，哪怕它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发生，并且它们在这点上与只涉及发生的事的自然律区别开来，因此也被称之为实践的规律。”这就是实践理性的“自律”，即道德律。 一般来说，自由意志和自由的任意在康德那里是分得很清楚的，但也有例外。如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谈到他的“自由范畴表”时说：这些范畴是“指向某种自由的任意的规定的（这种规定虽然不能有任何直观与之完全相应地被给出，但却已经以一个先天的纯粹实践法则为基础了，而这是在我们认识能力的理论运用的任何概念那里都不会发生的），所以它们……是以在理性中、因而在思维能力本身中作为被给予了的某种纯粹意志的形式为基础的”，这里的“某种自由的任意”显然是指作为自由的任意中的“一种”的自由意志。其实，整个自由范畴表都是各种自由的任意的规定，因而是“一般的实践理性”（而不仅仅是“纯粹的实践理性”）的规定，它们依次展示在一个从感性的质料到理性的形式、从低到高的等级系统中。所以康德提醒我们：“这些范畴所涉及的只是一般的实践理性，因而在它们的秩序中是从在道德上尚未确定并且还以感性为条件的范畴，而逐步进向那些不以感性为条件而完全只由道德法则来规定的范畴。”在康德看来，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只能是自由意志，但这自由意志不是一下子就明确起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自由任意的范畴而逐渐纯粹化和显露出来的，它最终表达为道德律或义务的形式。但这种道德律的形式一旦被意识到，作为本体的意志自由也就被证明了。所以康德说：“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不是道德律在我们的理性中早就被清楚地认识到了，则我们是决不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假定有像自由这样一种东西的（尽管它也并不自相矛盾）。但假如没有自由，则道德律也就根本不会在我们心中被找到了。” 于是康德就把人的真正的自由建立在他的道德律、即他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命令自己遵守的道德法则之上了，在他看来，这种道德法则是每个有理性者所不能否认的“事实”（Faktum）：“我们可以把这个基本法则的意识称之为理性的一个事实，……然而我们为了把这一法则准确无误地看作被给予的，就必须十分注意这一点：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康德举例说，一个好色之徒在面临死刑的威胁时必然会放弃淫欲的机会而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但如果以死刑相威胁要他作伪证，那么他完全不能否认他除了贪生怕死之外还有其他一种选择，即舍生取义。“所以他断定，他能够做某事是因为他意识到他应当做某事，他在自身中认识到了平时没有道德法则就会始终不为他所知道的自由。”当我们通过道德法则这一事实而认识我们自己的自由时，自由也就因此而具有了实在性，当然这只是实践上的实在性，而不是理论认识上的实在性，因为它并没有直观的经验性内容来支持，而只是我们行动上的某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已。不过，直到后来的《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才直接把自由也称之为一个“事实”：“但非常奇怪的是，这样一来在事实中甚至就会有一个理性的理念（它自身并不能在直观中有任何表现，因而也决不能够对其可能性作出任何理论的证明）；而这就是自由的理念，它的实在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因性……是可以通过纯粹理性的实践法则、并按照这一法则在现实的行动中、因而在经验中加以阐明的。”在这里，“事实”一词康德用的是与拉丁文factum相当的德文词Tatsache，并在括号内注明是res facti（拉丁文：事实的事）。显然，自由与道德律在这种意义上已经很少有什么区别了，自由的事实也就是道德律的事实。不同的是，康德还从理论的眼光把自由的理念看作一种“悬设”（Postulat），却从来不说道德律是“悬设”，而自由只是从实践的眼光看才是一个事实。这一事实也是康德建立他的宗教哲学的基础。他说：“在三个纯粹理性理念上帝、自由和不朽中，自由的理念是唯一通过自由在自然中可能的效果而在自然身上……证明其客观的实在性的超感官东西的概念，并且它正是由于这一点而使另外两个概念与自然界以及所有这三个概念相互之间联结为一个宗教成为可能”。 三、自由感（Freiheitsgefühl） 一般的康德研究者通常并不注意康德的“自由感” 。其实这种理解下的自由在康德的后期著作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它与前述“技术上实践的规则”一起，被包含在康德所说的那种感性的“自由的任意”之中，虽然也没有达到自由意志的纯粹性，但已经不是像技术规则那样依赖于一个外在目的的实现，而是着眼于自由主体本身的感性活动（情感活动）。这种自由感的先天原则首先是从人类的审美判断力（即感性判断力）中被发现出来，然后扩展到自然目的论上，最后集中于社会历史和政治方面。 （１） 自由美（die freie Schönheit） 康德在审美的领域里对一种感性的自由的发现，造成了他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大变动，即从认识和实践的二分对立转变为知、意、情的三分结构，由此构成了他的三大批判体系。他在1787年底给莱因霍尔德的信中说道：“我现正忙于鉴赏力的批判。在这里将发现另一种以前没有发现的先天原则。心灵有三种能力：认识能力、感觉快乐和不快的能力和欲望能力。我在对纯粹的（理论的）理性的批判里发现了第一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在对实践的理性的批判里发现了第二种能力的先天原则。我现在试图发现第三种能力的先天原则。虽然我过去曾认为这种原则是不能发现的，但是上述心灵能力的解剖使我发现了这个体系……”对自由美或纯粹的鉴赏判断的发现有赖于与“规定性的判断力”不同的“反思性的判断力”的提出。反思的判断力不是去规定客观对象，而是要由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反思到主体的各种认识能力的协调活动；这些认识能力在这种活动中不是为了认识，也不是趋向于某个确定的目的，而只是相互配合来做游戏，造成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由此引起人们一种普遍可传达的愉快的情感（“共通感”）。因此审美判断看起来好像是客观判断，其实是主观形式的；但虽然是主观形式的，却又先天地要求有超出个人之上的普遍性，即要求每个别人都能赞同，这正是它采取“客观”判断的形式的原因。所以康德把审美鉴赏定义为“对于那样一种东西的评判能力，它使我们对于一个给予的表象的情感不借助于概念而能够普遍传达。” 康德认为纯粹的鉴赏判断只能是自由美，即没有任何目的概念强加于其上而“自由地自身使人喜欢的”美；相反的则是“依附的美”，即美要依附于某个目的概念。例如“美的艺术”就是这样。一切艺术（或技术，在德文里都是Kunst一词）都有一个目的概念，因而都含有理性和自由的因素。“我们出于正当的理由只应当把通过自由而生产、也就是把通过以理性为其行动的基础的某种任意性而进行的生产，称之为艺术。”所以康德所谓的“一般的艺术”相当于他归入“自由的任意”之中的“技术实践”、“熟练技巧”或“机械的艺术”。但这种作为自由的任意的熟练技巧与无目的的纯粹审美鉴赏有一个交叉点，这就是特种的“美的艺术”，即一种“以愉快的情感作为直接的意图”的艺术，其目的只是“使愉快去伴随作为认识方式的那些表象”，以达到情感的普遍传达。虽然美的艺术也要借助于机械的技巧（就此而言它也属于“一般的艺术”），而不能单凭天才，但一方面它必须“像似自然”才能成为美的，即必须把作者自己人为的目的技巧好好隐藏起来，不让这种目的技巧的痕迹妨碍欣赏者的自由情感的活动；另一方面它必须出自创造者的天才，而“天才就是：一个主体在自由运用其诸认识能力方面的禀赋的典范式的独创性”，它能唤起另一个天才的“独创性的情感”。显然，美的艺术就是最高层次的自由的艺术，它高于一般艺术（技术）的地方就在于其中所包含的纯粹审美鉴赏（自由美）的先天原则（虽然它本身是经验性的）。康德在晚年从一般“自由的任意”（及“一般的艺术”）中所发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纯粹审美的原则，它使自由在康德那里获得了第三种含义，即自由感的含义。 这种自由感在《判断力批判》中有多种表达方式，如“自由的愉悦”、“感到完全的自由”、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自由美”、“自由的和纯粹的鉴赏判断”、“想像力的自由合规律性”、“自由的和不确定地合目的性的娱乐”、“各种表象力的自由活动”等等，但始终没有使用“自由感”这一直截了当的说法，似乎在回避什么。康德一直坚持认为，自由作为人的本体不可能是感性的，而在反思判断力中所出现的情感领域中的“自由”正因为是由“反思”带出来的，所以是不能严格坐实的，“自然的合目的性这一先验概念既不是一个自然概念，也不是一个自由概念”，而只是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中介性概念”。我们在审美鉴赏（感受美和崇高）时反思到自己的自由本体，但审美的对象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或“暗示”，我们所感到的自由和我们所激发起来的情感都只是以“类比”（Analog）的方式引导我们去发现自己真正自由（道德律）的手段。然而，既然自由这个概念已经被用来描述人的感性生活，给它一个在感性中的单独的命名只是迟早的事。果然，我们在康德由自己最后出版的一部著作《实用人类学》中发现康德确实使用了“自由感”（Freiheitsgefühl）一词，他说：“单纯狩猎的民族……甚至通过这种自由感（与别的和他们有亲缘关系的种族相区分）而使自己确实高贵起来。所以自由概念不单只在道德法则之下唤起一种被叫做热忱的激情，而且，单是外在自由的感性表象，通过与权利概念相类比，也把坚定不移地坚持或扩展自由的那种意向一直提升到强烈的情欲。”当然，虽然康德在这里涉及到人的情感，但并不是直接针对审美而言的，而是针对着与“权利”（Recht）概念相类比的“自然的（天生的）意向”，即“作为情欲的自由意向”，它也属于前面所说的“自由的任意”。但这种自然天生的自由任意一旦进入到人类社会和文化，即进入到人与人的关系，就引起了“癖好”（Sucht），包括荣誉癖、统治癖和占有癖，以及这些癖好所导致的权利或公正的问题。 （２） 自由权利（Recht）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从审美鉴赏过渡到自然目的论后，在第83节进入了对人类文化的探讨。这个探讨极为短促，但也极为重要，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他在那里说：“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地（因而以其自由）对随便什么目的的这种适应性的产生过程，就是文化。”康德在这里提到了人们相互结合和分工而形成的劳动技艺，由这种分工而导致的人与人的分裂和社会不公，以及为了克服“交互冲突的自由所造成的损害”和调和人们的“荣誉欲、统治欲和占有欲”而建立的“法制状态”和“世界公民”系统，他认为这个系统“即使不是造成了、但毕竟是准备了各国的一个建立在道德之上的系统的合法性、因而准备了它的统一性”。至于美的艺术和科学，康德也一反卢梭完全否定的消极态度，而认为它们固然产生了奢侈和虚荣，但却实现了大自然的目的，即“为人性的发展扫清道路”，这就是“通过某种可以普遍传达的愉快，通过在社交方面的调教和文雅化，即使没有使人类有道德上的改进，但却使他们有礼貌，从而对感官偏好的专制高奏凯旋，并由此使人类对一个只有理性才应当有权力施行的统治作好了准备”。总之，大自然利用人的贪图享受和爱慕虚荣的弱点，让他们尽量去追求自己的自由的任意和外部感官的满足，同时却借此暗中实现着自己的意图，即为我们在自己内心感到自己的道德价值而作准备。而这正是自由作为一种在外部世界中的法制状态下的合法性的“权利”的意义。 康德这一思想的真正展开并不是在《判断力批判》中，而是在他写作该书前后一些年所陆续撰写的一些社会政治论文中。例如，在《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一文中他提出：“但是对外权利这一概念一般地是完全出自人们在彼此外在关系上的自由这一概念的”，“权利乃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之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在《永久和平论》中他说：“如果并没有自由以及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法则的存在，而是一切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仅仅是大自然的机械作用，那么政治（作为利用这种作用来治理人的艺术）就完全是实践的智慧，而权利概念就是一种空洞的想法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三层意思。一是权利出自于自由或“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法则”，即人的自由意志的自律；二是它并不是自由意志本身，而是自由意志的“外在关系”，即人与人在政治中的相互协调和限制关系（如严复所谓“群己权界”），因而在外部经验世界中有其表现（现象）；三是尽管如此，它又不是一般的经验现象（即可由理论知识来认识、由政治艺术或技术来操纵的“大自然的机械作用”），而是从理论（认识）通往实践（道德）的中介。借助于权利概念，我们就可以从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各自感性的癖好而相互冲突对抗的经验现象出发，通过“猜测”、“假设”或“类比”去对人类历史的整个未来作出“不断改善”的乐观的“预言”。显然，这种预言完全是一种自然目的论的反思判断力的结果，如康德说的，哲学家“应该探讨他是否能在人类事物的这一悖谬的进程中发现有某种自然的目标，根据这种自然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所以他认为对人类历史的臆测（Mutmaßung）“不能过多地要求人们同意，而是至多也就只能宣称它自己无非是想像力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进行着一场可以允许的心灵休息与保健的活动罢了。”这种说法与《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反思的判断力是诸认识能力的自由协调活动的表述完全一致。 可见，康德散见于许多文章和著作中的关于自由权（如言论自由、立法自由、财产权等）的观点，以及在这种权利的形成和发展中人类相互冲突的最终趋势的论述，并不是什么“第四批判”，而是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中的一个分支，属于自然目的论的范畴。康德晚年在自由问题上对人的感性活动、包括人的情感和人在现实社会历史中的权利关系的这种让步当然是有条件的，即只承认这些活动和关系是在现象世界中对人的本体自由的某种暗示和类比；然而，这种限定掩藏不住自由概念一旦落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就必然具有历史主义的内容这一理论趋势，从中我们似乎隐约看到，黑格尔关于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关于人类社会在现实冲突中体现出“理性的狡计”、关于人的恶劣的情欲是社会历史向更高的善发展进化的动力等等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 16 giugno 论中国精神：孔子为何没像苏格拉底那样被整死
作者：李敬泽 左传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吴国大举伐陈，楚国誓死救之；陈乃小国，长江上的二位老大决定在小陈身上比比谁的拳头更硬。 风云紧急，战争浩大沉重，它把一切贬为无关紧要可予删去的细节：征夫血、女人泪 ——孔子正好赶上了这场混战，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吃的是清炖野菜，弟子宰予已经饿晕了过去；该宰予就是因为大白天睡觉被孔子骂为“朽木粪土”的那位，现在我认为孔夫子骂人很可能是借题发挥：想当年在陈蔡，这厮俩眼一翻就晕过去了，他的体质是差了些，可身子更弱的颜回还在院儿里择野菜呢，而年纪最大的老夫子正在屋里鼓瑟而歌，歌声依然嘹亮，谁都看得出，这不是身体问题，这是精神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不只宰予一个，子路和子贡就开始动摇，开始发表不靠谱的言论：“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无所丑也若此乎？” 这话的意思就是，老先生既无权又无钱，不出名不走红，四处碰壁，由失败走向失败，混到这地步，他不自杀不得抑郁症倒也罢了，居然饱吹饿唱兴致勃勃，难道所谓君子就是如此不知羞耻乎？ 话说到这份儿上，可见该二子的信念已经摇摇欲坠，而且这话是当着颜回说的，这差不多也就等于指着孔子的鼻子叫板，果然，颜回择了一根儿菜，又择了一根儿菜，放下第三根儿菜，摇摇晃晃进了屋。 琴声戛然而止，老先生推琴大骂：子路子贡这俩小子，“小人也！召，吾与语。” 俩小子不用召，早在门口等着了，进了门气焰当然减了若干，但子贡还是嘟嘟囔囔：“如此可谓穷矣”———混到这地步可谓山穷水尽了。 孔子凛然说道：“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 ——黄钟大吕，不得不原文照抄，看不懂没关系，反正真看得懂这段话的中国人两千五百年来也没多少。子路原是武士，子贡原是商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和此时的我们相差不远：如果真理不能兑现为现世的成功那么真理就一钱不值，而孔子，他决然、庄严地说，真理就是真理，生命的意义就在对真理之道的认识和践行。 此前从没有中国人这么说过，公元前489年那片阴霾的荒野上，孔子这么说了，说罢“烈然返瑟而弦”，随着响遏行云的乐音，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呆若木鸡，喃喃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 当然，如今喝了洋墨水的学者会论证我们之落后全是因为孔子当初没像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被人整死，但依我看，该说的老先生已经说得透彻，而圣人的教导我们至今并未领会，我们都是子贡，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而且坚信混得好比天高地厚更重要。但有一点总算证明了真理正在时间中暗自运行，那就是，我们早忘了两千五百年前那场鸡飞狗跳的战争，但我们将永远记得，在那场战争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孔门师徒的乐音、歌声、舞影和低语。 ———永不消散。
典型的专栏文字。。。 03 giugno 惨遭。文。革。破坏的中华文明[转]文章提交者：盛京镶白旗 加贴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文。革。破坏的部分文物如下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 2． 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 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 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 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 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 昭烈皇帝三顾处’、‘文何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 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 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 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 称 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 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 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 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 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 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 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 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 芏 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5．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 朐「住 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 位 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中国的古迹少， 博物馆里的文物更是少的可怜， 民间的文物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以前都毁掉了！为书画是最容易毁掉的， 扔到火里一烧就没了！ 西哈努克来中国， 想去白马寺看中国最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罗汉像， 结果已经被砸掉了，是周总理急电叫山西下华岩寺把罗汉拆下来去冒充！ 北京的都知道拆古城墻的事， 但是谁知道什么是双塔庆寿寺？ 京城第一皇家名刹， 两座800多年的古塔， 什么都没留下来！ 天下绝对没有自挖祖坟的道理，可是……
01 giugno 王安石——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转]公元1127年，距离王安石发起他那着名的变法运动，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 距离司马光废除这些变法，也过去了四十一年； 距离另一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去世，相隔了二十六年。 这三人，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这场变法，三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假如他们能够多活一些年头，看到公元1127年的惨剧，那么，王安石可能会责问司马光和苏东坡：为什么不支持自己变法图强？ 而伟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大诗人苏东坡，很有可能会一起痛斥享有伟大文学家与政治家盛誉的王安石：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祸！ 据说，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外汉学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属于最高的一类；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认为：对其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王安石的名字，曾经一度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大陆各类传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宁变法为何物、与宋朝历史研究丝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国人，也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时，正值中国大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王安石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对立面而备受赞扬与推崇。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王安石曾经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还坐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位置上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后世一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颓，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一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一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在王安石身后的世代里，类似的声音不绝如缕。 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像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赋予新鲜的含义。“伟大”二字，时常被冠之于这三个字前面。王安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到达高峰。二十世纪的这场对于王安石的颂扬运动，大约肇始于世纪初那位激情满怀的政论家梁启超；到世纪末的今天，则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段。摧毁的世代开始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褒贬双方的情绪也就显得不那么激动了。人们不再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一起拉，从而，没有了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似乎不需要怀疑，他在诗、文、词上均“绝妙一时”，梁启超认为，不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也不仅仅是有宋一代，“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 （1） 一句“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简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负的写照。酣畅淋漓，又味道十足，已然胜过万语千言； 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又已经勾引出后代直到今天不计其数的考据与赏析文字来。 “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 （2） 。用一位当代学者的话说，王安石“坚持艺术的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诗文，为大宋帝国的文化事业，“抹上了一层灿烂的异彩” （3） 。这一点，是那些在政治上彻底厌恶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除了推测，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 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一些干巴巴的附着物可以想见且可疑 （4） 。从宋代风俗史所描绘的饮食习惯上，我们知道，开封的蟹黄馒首与鹌鹑羹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们喜爱的名小吃；当时人们比较日常的副食品包括了羊肉、猪肉、鸡、鹅、鱼、虾、蟹、螺、蔬菜和奶制品等，调味料常用的已经包括葱、蒜——可能是我们今天吃的土蒜、姜、酱油、糖、醋、芥末、辣椒、豆豉等等，酒的饮用量极大 （5） 。有一种说法认为，宋代所谓的辣椒，指的是今日我们所说的花椒，故而当时所指称的辣味可能指的是花椒的辣；而我们今天吃的辣椒，原产于南美洲。这种说法认为，南美洲的物种只有在明代才有可能传入我国，待考。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没有资料表明王安石属于此天生丽质一类。于是，这种饮食习惯和上述卫生习惯相结合，产生的后果可以想见。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导致了另有记载说：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恨事。 我们所能找到对此提出质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这位快三十岁才发愤读书的老先生，从见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对名声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后来，发展为嗤之以鼻，乃至深恶痛绝。为此，老先生专门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他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违背人之常情，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侃侃而谈诗书礼乐，博取不流俗的名声，其中，一定隐藏着绝大的奸恶狡诈。属于那种为害国家的大奸大恶之类 （6） 。 显然，如果仅从这一点上判断，苏洵的观点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古今中外此类人士并不是绝无仅有，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他们无暇、可能也不屑于花时间，把自己收拾得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我国正统的人士里面，的确有一种人，他们非常像北京人所说的那种“事儿妈”。其特点是，特别喜欢把一些纯属个人性质的爱好情趣一类，和国家、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使——对不起——屁大的一点事情变得无穷大。 王安石的反应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后来，他手中的权力极大时，也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与苏洵老先生特别过不去的举动。 另外一位提出怀疑的人，则是王安石无法不予理睬的了。这个人是王安石的皇帝，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是大宋帝国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包公包青天的故事整个发生在他当皇帝期间。这位皇帝真正忠实地执行了先祖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帝国的文化之树根深叶茂，结下硕大的果实。苏轼、苏辙二人考中进士以后，这位皇帝看了兄弟俩的文章后，极为兴奋，回到后宫还赞叹不已，说是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北宋时期，诗坛、词坛、文坛最辉煌灿烂的星座，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升上浩瀚星空的。这一切，肯定与仁宗皇帝的仁慈、宽厚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他也曾经做过一件摧残文化人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柳永身上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起来很好玩，但是，对于当事者却相当残忍。这位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艺术灵性与才华的词人，写了太多好词，偏偏一首落第后发牢骚的《鹤冲天》，被皇帝抓住了。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等到倒霉的词人真的考中进士后，皇帝恨其轻佻，大笔一挥，说是：“要这浮名做甚？且去浅斟低唱。”搞得我们这位大词人一辈子没能捞到一个像样的官做，只好混到伎馆行院的漂亮女孩子堆里，自称是“奉旨填词”。最后，连最善于考证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费尽心机，居然都考证不出这位成就卓着的大艺术家的生卒年代 （7） 。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仁宗皇帝毕竟还是缺少一点文化赞助者的雅量与幽默感，从而为后人所诟病。 仁宗皇帝对于王安石曾经相当欣赏，多次准备提拔他的官职，都被王安石谢绝了。这是导致王安石名声极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谜团。但是，当王安石以一位官声极佳的地方官，真的来到京城时，仁宗皇帝很有可能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其原因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皇家宫苑里宴请一些臣子，当时，做了一个轻松的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皇家的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提议，大家兴致勃勃地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一张台子前，在沉思中，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最后，在众人的一片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这使皇帝认定，此人是一个虚伪矫情的伪君子。皇帝的理由是：一个人可以不喜欢钓鱼，也可能会在漫不经心中错吃了几粒鱼饵；但他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吃掉整整一盘子鱼饵 （8）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史中，时常会记载一些哲人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时，作出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举动。对此，只能由每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仁宗皇帝在将王安石召回京城时，一个极大的可能是要委之以重任的。但是，在二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其他不愉快的情况下，王安石事实上是被冷处理了。这从他精心撰写的“万言书”呈交皇帝后，便无声无息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其起因，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莫名其妙的“鱼饵”事件。 有一次，王安石的朋友与王安石的夫人谈天，王夫人抱怨自己根本无法知道相公究竟喜欢吃什么菜。那位朋友认为很奇怪，他觉得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当天中午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一盘子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 “那么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肉丝（9） 。 在衣着上也大致如此。一次洗澡时，王安石的一个朋友用一件干净的衣袍，换走了王安石的脏衣服。想看看他如何反应。谁知，王安石根本不反应，穿上就是。人家问他穿的谁的衣服，他茫然不知衣服已经换过了 （10） 。从这些事例判断，将此人的此类举止作为心理分析的对象，感觉上好像比作为道德批判或者价值批判的对象，来得更合适一些似的。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 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安石听，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11） 。 王安石少好读书，而且“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更兼此人口才了得，史书记载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据说，他经常能够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最后，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就是说，这是一个慷慨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对自己非常自信，立志要改造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志向，可能是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有资料显示，安石虽然少有才名，但由于父亲一生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吏，需要供养全家十口人，因此，家庭状况相当困窘。甚至在安石已经成年之后，大约十八、九岁时，还时常需要到山上采集野菜为食（12） 。这种青春成长期反差较大的情形，可能对于我们了解此人特立独行的性情，会有所帮助。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安石二十二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13） 。 用现代的眼光判断，这种带有强烈指向性的素质、能力和品格特征，特别适合成为某种艺术流派、社会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的领袖。 使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也是一个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约莫过于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 按照帝国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即可以担任清要之馆职，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迁，甚至成为执政、宰相的。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一般非进士高第者，则可望而不可及。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为人们所艳羡。安石却上书辞谢。他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于是，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当代学者认为，王安石属于那种只能当一把手的人。他宁为鸡头，不做豹尾，因此，遇事极难与人合作。从历史记载上看，他的同僚、属下和上级对此均颇有烦言。于是，他不愿过早地与那些树大根深的朝中大佬过招。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判断，或许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职责所在，是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我们已经知道，三司是帝国中央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首长三司使的地位仅稍稍低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三司下面有三个部：盐铁、户部、度支。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度支则掌管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三司使地位崇高，有“计相”之称；下设三个副使分管三部，而判官的责权，则大体相当于主持该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地位略低于副使。 此时，安石名满天下，被视为奇才。人们普遍认为，此公不同凡俗的特立独行之中，蕴藏了深不可测的才干与品行。用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 （14）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另一位元老重臣、一度为相的韩琦，此时大约正在为当年曾经错怪了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与内疚。 此事发生在至少十五年前。当时，韩琦官居扬州太守，王安石刚刚高中进士后，被授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扬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科员之类。那时，王安石常常秉烛夜读，通宵达旦是为常事。每逢这时，他便在破晓时分，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有时打个盹醒来，已然晚了。于是来不及洗漱，便匆匆赶去办公。韩琦一见之下，以为年轻人少年得意，时常彻夜纵情声色。于是，便谆谆劝导道：“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小伙子，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吧。不要自暴自弃。”显然这是好意。王安石未加辩解，只是在三年任期满了离职时，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韩琦不赏识自己。后来，王安石的诗文声名鹊起，颇有成为一代文学巨擘的架势了，韩琦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愿意把他作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携。谁知，王安石不买账，并不借机拉近关系，始终与韩琦相当疏远。后来，在王安石的日记中，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位老上司，评价极低：“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15） 。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心气之高傲。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人，会是一个汲汲于沽名钓誉之徒。 当此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 但是，此时，就连司马光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或者毋宁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别人都戴花，唯独他一人不戴；后来边上的人悄悄告诉他：天子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勉强戴了一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还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他是在已经受恩荫为官的情况下，再凭实力考出的前途。我们知道，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恩选不同人数的子孙直接做某个级别的官，称为恩荫。这个情形，至今可能还有遗存。它和我们前些年所知道的“接班”——父母提前退休，子女进入父母单位工作还不太一样，今日肯定应该列入腐朽糟粕之属。这是人们对司马光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 若论起成名时间，王安石就更加无法和司马光相比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当时，实际上已经被载入各种史料之中，为时人广为流传。 说起私德，司马光的一个故事恰好可以和王安石相媲美：司马光年轻时，居官通判，相当于某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兼秘书长。由于妻子未能生育。太守夫人，也就是市长夫人选了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给他。司马光对此人不理不睬。司马夫人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于是，事先告诉那个侍姬，等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爷房中侍候。届时，司马光看到出现在自己房中的女子后，正颜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随即令此女子离去（16） 。 司马光历时二十五年撰写的《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着作。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也就是着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17） 。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 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样，这样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这个悲剧的意义特别现实地摆在眼前：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之争。而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政治道德不断堕落。两派政治力量全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飞快地向着黑暗的深渊坠落，然后，在肮脏的泥沼里，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直到帝国官场完全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帝国的上空充斥着邪恶的气息。最后，整个帝国便裹挟在这邪恶中，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回的崩溃。 很难说，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 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发生在他做了皇帝之后。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两代人的不同表现，宿命般地预示了帝国未来的命运。 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富兵强的渴望。不过，眼下不但谈不上这一切，就连惯例之下的开销都已经难以为继了。这使刚过二十岁的皇帝心绪格外恶劣。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今天年底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这次争论针锋相对，将双方的基本分歧大体表达清楚：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18）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促使皇帝作出此项决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则可能是下列两点： 其一，帝国财政状况日益困窘，天步艰难，已经很难再往前走了； 其二，王安石的一套理论的确具有极强大的说服力量。 至于年轻皇帝的争强好胜，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负责帝国的变法事宜。着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此时，距离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龙椅上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虽然从疆域上看，不如汉、唐那般辽阔，可是如此花团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难道是古人所曾经见识过的么？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绝大部分已经登场：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岁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也由四川眉山来到京城，并且一举中第，东坡在三百八十八位进士中，几乎名列榜首。据说，仅仅因为主考官欧阳修判断失误，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于是，为了避嫌，把该文的名次往后错了一位，就此才委屈东坡成为第二名。黄庭坚、秦观诸人也以接近弱冠之年，意气风发地崭露头角。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们还要再过一些年月才能大放异彩。大宋帝国，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处，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然而，高处不胜寒，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忧心忡忡。他们最清楚，在这繁花似锦的后面，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 所谓积贫，并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大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肯定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工艺改进等等，无一不是最辉煌的时期。不幸的是，帝国同 时又以积贫积弱着称，形成令人相当无奈的局面。 积贫指的是帝国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 太祖皇帝在实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募兵制度。据说，这是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相当得意的一项设计。史书记载说，赵匡胤曾经与赵普等二三重臣商讨“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赵普们出了许多主意，皇帝都不满意。最后，太祖赵匡胤认为只有养兵一法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19） 。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实际上，是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机构，使之不被放到社会上去滋事。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时间一长，则一塌糊涂。 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为一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到达一百四十万有零。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泊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教练的八十万禁军，盖源出于此。 帝国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的缗，指的是一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力折算，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一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一些，大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20） 。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军队人数众多，并不一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无从谈起。于是，大宋帝国军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21） 。 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六百万，皇佑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22） 。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帝国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帝国财政状况大抵如此。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皇帝不得不派内侍去制止他。他的老师在讲习经史时，他会率一同听讲的弟弟们行大礼拜之，中外为之感动，交口赞之曰：贤。他继位之后，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就是说，他不图享受，不贪女色，励精图治，希望大有作为。而且，这位皇帝的心地相当善良、宽厚。这些，可能是后世史家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宋神宗赵顼虽然生长在深宫之中，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23） 。 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 之所以请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为老宰相与皇帝对话时，恰好距离庆历新政过去了二十七年（24） 。 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怎么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应该说，很有可能这是皇帝迅速疏远这些老臣，转而去寻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根本就是这些元老重臣们，将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因为，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独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干掉西夏蕞尔小国？怎么样夺回我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我中原大国扬眉吐气？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甚至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一切。只有王安石知道答案，只有王安石和他想着同样的问题，只有王安石雄辩滔滔、充满激情地告诉他：陛下，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不要说汉唐盛世，只要君臣一心，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哉？不过在一振作间耳（25） 。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刚刚二十岁出头的神宗皇帝还有可能做出别样的选择吗？ 何况王安石所说的那些，相当难以辩驳。 比如，就以上面提到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为例。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据说，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创，最开始时，是陕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王安石作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据当代历史学家研究推测：当时，帝国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已经是高利贷无疑。但是，据说只相当于当时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令人惊异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经懂得：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王安石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来源于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远。用台湾作家与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的读书万卷，如何的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 在前面提到的那场着名争论中，我们还记得，司马光曾经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两相比较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 许多相似之处。 众多历史学家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汉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为王安石变法所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缗与告缗制度，算缗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于是，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缗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宋代和王安石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伟大的历史着作《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们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司马光的品格与学识，他不可能不反对这种做法。于是，正如王安石所说：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变法的态度的，只有一个司马君实。信哉斯言，否则司马光就不成其为司马光了。 后来，在司马光与神宗皇帝之间，曾经一起谈论过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这个着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一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酒杯立即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当时的皇帝，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作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管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结果，儿子的话刚刚出口，曹参便大怒，把儿子摁在地上一顿痛打，据史书记载：在屁股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皇帝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道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 刘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一点。” 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乱来，这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26） 。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给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我们无法知道，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发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以青苗法为例。陕西地方官推行时，效果不错；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时，在自己治下地区实行时，也一样大受欢迎。因此，王安石相当有信心地在全国推行。谁知，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其原因相当复杂。如果根据史料还原当时的情形，则大体情况是： 青苗法肯定是适合农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贫苦之家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很欢喜；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一途。农民便只好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导致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 这样显然不行，因为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这些贷款本金附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达。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贷款利息即价值增值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官员们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业绩与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便花样百出。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然后，强令当地富户与其他不同等级的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由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员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还欺上瞒下、自说自话地或公开或变相将贷款利息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很明显，这种情形蕴含着相当凶险的潜在后果。它意味着，一旦出现饥荒之后，所有的人家全部会被一网打尽，舍同归于尽一途，无处可逃。唯有官府可以旱涝保收。而各级政府官员只要足够心黑手辣，则自然政绩卓着。于是，一件本来具有功德性质，明明充满政治善意的政策，却在帝国政治体制和各级官吏的运作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由此引发的后果成为十足的灾难。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其后果当然不难想像。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而与汉武帝时代发生的情况类似，也与主张变法者的预期一致的，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此是后话。 在这种情势下，帝国管理阶层出现的最显着变化，就是士大夫阶层迅速分裂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线。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王安石执掌大权之前，给予过他相当无私的极大帮助。比如，有一位名叫韩维的官员，是神宗皇帝登基之前的主要幕僚与导师。他有一项工作，是给未来的皇帝讲解经义；每当他发出高论，引起赞赏时，他都会告诉皇帝：这不是我的见解，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担任一项更加显赫的职位，他谢绝了，却推荐王安石出任该职，他的理由是，王安石比自己有水平得多，他应该获得用武之地。这是皇帝很早就对王安石产生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后来，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对这位反对某些变法政策的韩维，给予了相当无情的打击。我们知道，这并不能构成非议政治家的理由，但是，却至少可以表明当时的某种态势。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敦、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翻检当时与后世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证据证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苏辙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在内，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或者是过于保守、僵化等等。从资料中判断，元老重臣中确实有那种保守到了昏聩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马光、苏东坡、苏辙和黄庭坚等一干人，正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他们冒着与年富力强的皇帝对着干，从而可能丧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风险，而反对变法，怎么样猜想也一定应该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对。否则，便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代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们保留下来的文献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记载着他们忧虑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痛苦挣扎的情形。比如，作为变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一般来说，只有这种来自民间的呻吟，最容易使这些具有社会和文化良知的文人们激动起来，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留在历史与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由是观之，如果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某种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场才反对变法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意这样一个前提，即，苏东坡们在写下所有那一切辉煌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们落后而反动；在经济上，他们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们虚伪而心理阴暗；在个人品德上，他们狡诈而伪善。否则，我们将无法自圆其说。 然而，我们所受过的所有教育、一切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在在都在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生活在一千年之后的我们，很难如临其境地体会当时人们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根据那些文献史料、经验与常识去推测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假如我们仔细思索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的话，通过这些我们曾经亲身感受过的事情，再回过头去观照发生在一千年前的那场变法，自然会生发出许多不同的观感。这样做很有可能比单纯理论上的推导更可靠。 在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行一场变革，其艰巨复杂的程度自不待言。从安徽小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稳妥而正确的实施路径，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等等。从中国改革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来看，上述判断应该不算冒昧。 以此返观一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我们会发现，上述需要满足的必要与充分条件中，只有第一条，即政治善意与目标勉强可以算是得到满足了，其他所有条件，不是残缺不全，就是根本无从谈起，有些甚至相反。 从变革的实施及其结果看，今天中国改革的每一步进展，均伴随着部分人群的欢欣鼓舞与相对少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这使变革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并一次次渡过相当痛苦的阵痛。以此一步步推进的结果，累积成为整体的社会进步、相对富足、国力增强与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同。 返观一千年前的情势，则相当令人沮丧：王安石变法的一些重要内容及其推进，时常伴随着特定阶层小部分人群的兴高采烈与其他阶层大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强行推进的结果，积累成为国库的迅速充盈；其代价则是国家管理阶层的彻底分裂，演变的后果是政治空气的极度恶化与堕落；民间的肃杀与萧条，演变的结果是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甚至反抗。事实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反对人群，包括了不同阶层的人们。 由是观之，我们大致可以相信，相隔一千年的两次变革，完全无法等量齐观；任何将两者进行类比的企图，都只能放回到各自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或者从哲学意义上说，对于这两个基本不同质的、变革方向正好相反的事物，根本就无法进行比较。而若要采用今天的理论框架，对一千年前的变革进行进步或者反动的价值判断时，如果不想使自己显得可笑的话，就尤其需要小心翼翼。因为诚如我们所知，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司马光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反对派之后，曾经以他特有的方式，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劝告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王安石的反应是那封着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遂成为政治死地，不共戴天；在个人友情上则彻底决裂，从此终身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 决裂后，司马光在神宗皇帝的宽容庇护下，躲到大宋帝国的西京洛阳去，专心致志地致力于《资治通鉴》的撰写。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此期间，他曾经组织或者参与过反对变法的实际活动；他的反对派领袖地位，此时更多地表现为精神领袖的作用。有史书记载说，此时，他极少谈论现实政治。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表明了他的人格立场：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司马光坚决予以谢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除非皇帝准备彻底放弃变法运动，否则，自己不会考虑出任朝廷的任何高级职位。这和王安石除非皇帝准备进行变法，否则拒绝出任朝廷高级职位的做法如出一辙。两位政治家，同殿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样如此令人仰慕，而政治上的作用力却完全相反。造化之弄人，实令人感慨万端。 从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变法开始，到公元1085年即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皇帝去世为止，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皇帝支持下所倡导的变法运动，被称为“熙宁变法”；其间跌宕起伏，颠三倒四，前后历时十七年。 神宗皇帝去世后，继位的哲宗皇帝只有九岁，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实际就是垂帘听政。司马光在皇帝去世后，由洛阳返回开封，参加皇帝的治丧事宜，曾经被京城百姓数百人拦截在首都街头，群众高呼：“请先生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 （27） 。史称，司马光相当恐惧，迅速离开开封，返回洛阳。 当年五月，司马光奉坚决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一年半时间及其与王安石同样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精神，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内。史称“元佑更化”。坚决反对变法，但赞成实行免役法的苏东坡、范纯仁等人，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糟蹋了老百姓。结果，遭到司马光断然拒绝。致使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个和王安石一模一 样刚愎执拗的宰相（28） 。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 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坚定而执着。如今，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决绝的坚定与执着。这种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极度不安。当这种令人敬重的品质与完全拒绝不同意见相结合时，在这两位伟大人物身上，同样使人产生了一种感觉：美好的品格被不适当地、过分地滥用了。于是，政治宽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目光全部不见了，坚定与执着变成了执拗与刚愎自用，帝国的政治空气之中，被两位政治领袖从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样强烈的、带有戾气的不祥气息。它是一把双刃剑，锋芒所向，丝毫不留余地，在伤害了对手的同时，势必同时伤害自己所钟情的事业。从此，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在两位领袖开辟的道路上，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承人，越走越远，越走越趋向下流。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佑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九月，司马光病逝，时年六十八岁。此后，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佑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佑党人”。帝国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这位可能有某种心理生理缺陷的十八岁皇帝，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佑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苏东坡等元佑党人在元丰党人章敦这位昔日朋友的苛酷荼毒之下，陷入晚年极为悲惨黯淡的境地。以王安石事业继承人的姿态，出现在帝国政坛最高层的章敦宰相，不计后果不留余地地整治政敌，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将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同时制订了一整套摧残元佑党人及其子女后代的计划。只有当他的同志警告他不要开这种先例，免得冤冤相报时，他才勉强放弃了这个诱人的念头。 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赵佶继位，由讨厌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佑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 上帝仿佛存心要毁灭北宋帝国一般，数年间，波诡云谲，政潮叠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国的元气正气衰减一分，直到病入膏肓。 随着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两派政治力量由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由确曾有过的君子之争，堕落为真正的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再就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大人物了。 不久，随着苏东坡与范纯仁的黯然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结束。从此，帝国正儿八经进入了一个政治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帝国官场完全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北宋帝国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注释： （1） 《饮冰室合集》第七册，专集第27《王荆公》，中华书局1989年版。 （2） 同上。 （3） 张白山《王安石前期诗歌及其诗论》，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二期。 （4） 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第七章《王安石变法》。 （5） 见《中国宋辽金夏习俗史》第三章《宋代物质生活习俗》。 （6） 苏洵《辩奸论》。 （7） 《宋词选》第37页《柳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新版。 （8） 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第74—75页。 （9） 同上书，第71—72页。 （10） 同上书，第71页。 （11） 同上书，第96页。 （12） 见《治乱警鉴》第三卷，第223页。 （13） 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第96页。 （14）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60，与王介甫第一书。 （15）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16）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17）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0。 （18）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19） 《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20）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2，兵制四。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 28 maggio 写真图集:1793年大清帝国城市印象[转]《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李天纲编译），这部画册的英文书名原为《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书名解释说：“由托马斯－阿罗姆先生根据可*的素描稿重新画出，另由赖特先生从历史角度作描述性的注释”。出版者是伦敦费塞尔公司。这部大型画册的初版时间在1843年，即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一年。 照片1 八抬大轿 剃头摊子 照片3 照片4 直隶通州观象台 利玛窦来华后，经过明末和清初欧洲耶酥会传教士的辅导和传授，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水平大为提高，观象台的设施工具之完备，在清朝达到了顶峰。由于汤若望、南怀仁等欧洲耶酥会士积极参与清朝的钦天监及观象台建设，他们在西方受到很大的压力。罗马教廷收到各国天主教会的控告，指责教廷派出的传教士在中国为皇帝的个人事业服务，参加全国性的“迷信”活动，与他们传播基督福音信仰的使命背道而驰，控告者认为：传教士到东方去，本来是与“星相学家”作斗争的，为了迎合中国皇帝的私人目的，堕落为星相学家。为此，教会曾酝酿将汤若望革除教职，结果在欧洲引起极大争议。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等人也发表评论，为之辩护。看来，北京中国皇帝的观象台为远在欧洲的西方人广为所知，十分关心。 照片5 照片6
照片8 官府宴席
照片10 照片11 照片12 墓地，清明时节 照片13
照片16
照片19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的编辑初衷，就是想恢复历史编篡学中的“图文并茂”传统，并不是来附和时下的“图像替换”风气。欧美学者的作品都努力做到“图文并茂”。我们读西文精装本的学术书，纯哲学的除外，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书常常是插图、插画的。反观中文著作，多半是纯粹的文字和图表，相关的图录很少。原因肯定不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不喜欢图象，而是中国近代积贫、落后，印刷和制作条件不够，读者负担不起，才因陋就简，不得已也。以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出版界为例，印刷出版繁荣，伦敦书商找人创作了很多精美的版画，放在书籍、杂志和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消息，英语世界的读者，愿意读理雅各《中国经典》的人究竟不多，但是十九世纪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如此丰富，又是怎样得到的呢？原来，大部分人是在阿罗姆(Thomas Allom, 1804－1872)这套版画作品中了解中国的。中国的长城、运河、圆明园、景山、午门、虎丘塔、雷峰塔、报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龙舟、灯笼、闸门、捕鱼、宴请、鸦片、辫子……，都是从这本画册流布全欧洲的。正是这种事实，构成了文化传播中的“图文并茂”的传统。对于这传统，我们要尊重，要利用。 大明帝国的海外贸易[转]作者：姬水寒 偏见和愚信总是人们所固有的，尤其当他们不断地接受那些被认定为真理的所谓真相时，这种病症显得尤为突出。毕竟，在盲目的崇信和执著的渴求中包含的，是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这种追求将导致情绪的剧烈浮动，并造成凭空的猜测和无端的幻觉，从而引导我们滑向谬论的深渊。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不认为世界上存在任何除宇宙以外的另一个绝对，甚至在我们本身也无法对宇宙的性质做出确切的答复时，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论断一种妄想的绝对呢？如果我们断言一种事物是所有事物的根源，那么我宁愿承认矛盾是一切的根源。我承认历史的绝对存在，拒绝承认历史的绝对性，一种事物的产生不过是无数事物运动的结果。我非常悲伤地看到，人类惯于以他们的愚昧和无知断言他们所膩想的事实，尽管我承认这确是矛盾的衍生物，然而我所存在的这种状态不也是如此？事实是，我们存在于自我的悲哀中无法解脱，于是诳念像野草一样从石缝中钻出来，并主导世界。
马六甲与中国的航线起初也是以走私的形式存在，它的另一端很可能在距浙江舟山百里之遥的双屿港，那里地势险要，悬于海洋之中，在被走私集团占据以前，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它的腹地是浙江，帝国最富产丝绸的省份，同时也是帝国粮食和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那里水运交通发达，在历经多年的发展后，繁荣富裕作为一条真理已深入人心，它的城镇化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们享受着白银大量流入带来的种种好处。双屿的走私贸易是在1548年被朱纨摧毁的，根据他的说法，“海寇勾引各夷占据双屿港相传二十余年”，可以推断，双屿港早在1528年以前就成为了国际走私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海洋贸易或许因为帝国政府的禁令而受到了限制，但商品的大规模输出从未间断，同样引自朱纨的说法，“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有力者自出资，无力者转展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车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训致三尺童子亦之双屿为之衣食父母。”每日往来双屿与外洋之间的船只上千艘，这些人在那里筑码头，建仓库，设医院，开商店，盖教堂，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浙江巡抚朱纨如此厉行海禁，被冠以“专擅妄杀”的罪名落职按问，最后仰药自尽。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25 maggio 孔子为何坚持判例法传统[转][转贴者按]两周和唐宋被公认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两大变革期，前者是中国由神权国家向世俗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后者则是中国由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过渡的关键时期。按此文所说，两周时代我们还经历过由判例法向成文法的过渡，很有意思。这更证明了英帝国在世界帝国史上只是一个特例，与诸多大陆帝国不同，习惯法这种东西太草根了，它被直接升格为帝国法系的支柱而没有像汉谟拉比法典、十二铜表法那样成文化，可见在繁荣之前英国的国家权力不够强大，在基层基本连名义上的制约力都没有，不得不承认基层自治法权的威信。 ■秋风 近来学术界有一股潜流，一批具有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背景的知识人，致力于重新解读中国传统，对传统的经典和制度，进行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创造性转化”。武树臣教授的这本《儒家法律传统》，就从儒家法律思想、从古典法律制度中，疏理出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判例法传统，作者并且明确指出，这种判例法与英美普通法比较相似： 西周、春秋时代的法律样式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判例法”。当时的“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和“帅型先考”的孝观念，是“判例法”的制度上和观念上的保障。当时的法律规范主要表现为具体的判例，它们或者藏之于王宫，或者铸之于礼器，以示威严与不朽。与“判例法”相适应的思维方法便是归纳推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从已往的判例、故事中寻找法律依据，如果找不到，就从礼仪风俗或公认的观念中去寻找。这种思维方式与英国法系十分相近。（第100-101页） 这段论述是高度概括的，值得细加说明。
判例法与贵族共和 公元前536和513年，发生了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个事件：郑铸刑书，晋铸刑鼎，也就是颁布成文刑律。晋国的贵族叔向对前者提出批评，孔子则对后者予以猛烈抨击：“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意思说，晋国颁布成文法律，这是自取灭亡，因为，晋国将因此而丧失真正的法度。深受欧洲大陆成文法传统影响的今人，肯定觉得，颁布成文法律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论者也正是据此批评孔子的。然而，明智如夫子，作如斯断言，且语气如此强烈，自有其深意焉。
因此，在孔子看来，传统的判例法之被废弃与成文法的兴起，意味着贵族的自由将会缩小，意味着共和传统衰落，专制政体之兴起，进而会导致人民的自由的缩小。后来的秦发展了最为典型的郡县制，其君主的权力也最为集中，其法律也完全以成文法为准，而那里的统治也正是最为暴虐的。是以孔子始终坚持判例法，如《论语》所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其实所指的都是判例法的原则，后来才被引申到更为广泛的含义。
（武树臣，儒家法律传统，法律出版社，2003年，285页） 24 maggio 女性帝国的反击◎ 布娃娃vs.玩具手枪――第二性 -------------------------------- 布娃娃vs.玩具手枪 ――第二性 很久很久以前，那时谁都还没上小学，隔壁邻居大院里总有一帮女孩，有事没事地聚一起，她们手里拿着一些布娃娃，分别被命名为“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然后她们之间按年龄、个头及嗓门，分别扮演父亲、母亲、舅妈、表姐、堂妹等等角色，叽叽喳喳地讨论喂食、打针、睡觉、烧饭、洗衣等游戏事项，并将之一一加以付之实施；在这期间，大院外面总有一群群的男孩，他们手里拿着塑料的或木头或纸扎的手枪、冲锋枪，杀声震天地在满弄堂里乱窜，有时他们会猛地闯入大院，对着里面的女孩一阵大呼小叫，嘴里发出各种武器开火的声音，然后在女孩的高分贝哭声里逃个无影无踪。 能否让上述景象里的性别角色做个颠倒呢？――让女孩拿着玩具手枪在外面厮杀，而让男孩抱着布娃娃在大院里办家家？――要是这么做的话，估计结局准是大人对女孩呵斥道：“女小囡家哪能嘎皮啦，回窝里去！”；对男孩则是怒骂：“男小囡家哪能嘎娘娘腔啦，出去白相去！”
电视屏幕上，一个容貌姣好得曾被人误读为人妖的美丽演员的脸部，正在被逐渐放大，甜甜一笑，嘴唇上诱人的口红如豆寇花般开放，画外音升起：“女人的容颜，是由内而外的保养，是……” 是的，它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所有规定性话语：温情温柔温和温存、自尊自立自爱自强、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同时它向现今所有中国电视受众传递以下神话信息：女性只有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仙女，才能获得同性及异性的青睐，其隐含台词则是：如果她不这么做，那她就有可能会变得很难看，想一想恶魔的脸容，皱纹、干涩、脂肪堆积、蝴蝶斑……
真是见鬼，西文里面的sex 和gender明明是两个单词，意义分工也很明确，可是到中国，则全被一股脑儿翻译成了“性”，随着西学东渐，这个伤脑筋的问题终于通过扩字成词的方式得到了解决：sex 被翻译作“性别”，gender被翻译作“性属”，虽然大多数人普通的中国百姓并不知道，性别和性属究竟有什么区别。 “人”在语言里的阳性倾向，自然会在语言的运用中被实践化，所以在西方，女权运动几乎每一次的目标都是指向社会中不公正的两性权力分配，但在中国，性属问题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实践中，它都没有像西方那般剑拔弩张，所以像越剧里的女扮男装、京剧里的男扮女装等等同性恋倾向并没有成为文化禁忌，因此，在中国，长期以来，性属压迫的表现是比较含蓄的，而性别压迫则相对比较明朗。比如，当一个高中男生和一个高中女生并肩齐走时，成人社会马上用早恋话语对之实施性别压迫功能，但如果是两个高中女生勾肩搭背的话，成人社会的话语系统里的性属压迫功能就不会有什么反应。
从我们的文化养成上来说，将三八红旗手与性产业工人放一块儿讲是很不妥当的，但从社会的结构转换角度来看，将两者并置考察，也未必是不可以。
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很容易理解的是女奴角色，这是一个被动的、等待奴役的驯化工具，在蓄奴制时代的美国，一个黑人女奴所受的三重压迫是：肤色压迫、性别压迫、阶级压迫；而在中国的文革期间，地主家庭的女儿被强行压去农场劳动时，她所受的三重压迫则是：出身压迫、性别压迫、地域压迫。
西方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乃至一直到现在，都是以男性中心主义（他们叫做phallocentrism）和理性中心主义（即logocentrism）联合把持着话语论坛，并且，从亚里斯多德开始，他们就把这种联合作为一种想当然的人类本质给固定下来，其最明显的论调就是：大多数杰出的数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家经济学家全是男性，而这些学科都是需要理性一以贯之的，所以，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曾试图用生物学的一些知识来解释男性与女性的差异，但她也清楚地意识到“社会不是物种”，所以她在以后的行文中将重点转移到了人文学科，并采用了她的终身陪伴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对女性的权力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分析。尽管如此，身心平行互不干扰的规则仍旧被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年，基因技术的再次突破，使得性染色体里的有关科学结论，为波伏娃的分析做了个既是补充又是颠覆的脚注。
《女权主义文论》 张岩冰/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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